差不多30年前，为了练练笔头，更为了不陷入文字狱的罗网之中，我就采取谈古不论今的做法，每天读一段“三国演义”，写一篇杂记，居然累积有数万言，而且都是不作任何修改，半个小时内一挥而就的，要知道我当时只是读到初二就工作的铁匠。感谢我的朋友陈虎章看好并拯救这些文字，否则，它们早在锻工加热炉中被付之一炬了。
我将陆续拿出其中最没有时代痕迹的部分，为了宣泄自己的怀旧感情，也为了给年轻人看看咱们当年步履蹒跚的脚印。
（四）
朱俊包围了宛城的黄巾起义军，一定要将他们斩尽杀绝。刘备劝朱俊“招降纳顺，”以刘邦打天下为例。朱俊却振振有词地说：“秦项之际，天下大乱，民无定主，故招降纳顺，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反，无此为善，使贼得恣意劫掠，失利便降，此长寇之志，非良策也。”就他们俩人的立场来说，都是站在地主阶级一边镇压农民起义，都不是东西。但是，就处理问题的方式来说,刘备显然要比朱俊棋高一着。
首先，朱俊将宛城团团围定，就犯了兵家大忌：“围师必阙”么，这是起码的常识。否则，被围的军队穷鹿抵虎，进攻的人伤亡很大，而且朱俊采取的又是不许投降的政策，兵置之死地而后生，起义军当然会为他们的生命索取最高的代价。如果网开一面，或者树起招降纳叛的大旗的话，溃散的军队则是最容易被歼灭的。
其二，朱俊不识时务。西汉末年，十常侍作乱，国家腐败，民不聊生，饥荒连年。虽未能象秦汉之际那样，但已有朝代下世的光景，各种症兆已露了出来。刘备“招降纳顺”的主意可能就包含着自成体系以掌天下的计划。而朱俊则一味愚忠，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这个朝代是他能维持得了的吗？
其三，不识民情。百姓造反，皆因官家所逼。不是活不下去，谁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如果不缓和猛于虎的苛政，天下遍地干柴，朱俊哪有扑灭的神通！一面是逼老百姓造反，另一面是造反者死。扬汤止沸，实际上是加强了起义部队的战斗力。允许招降纳顺，是瓦解军心。革除积弊，消除苛政则是从根本上解决造反的可能。朱俊不竣其源而欲清其流能得之乎?!
曹操这一手就要高明得多了。他的嫡系青州兵就是黄巾中余党给收拢来的。当然，朱俊和曹操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由当时的封建制度所决定的，他们只能从事改良。而曹操和刘备在刽子手和牧师的职能交替使用的方式上，要比朱俊高明得多了。
（五）
十常侍作乱，危害天下，大臣们把他们视作汉室天下不得安宁的根源。为了铲除他们，有些大臣不惜身家性命，可皇帝却并不体谅他们的忠心，被砍掉脑壳的又岂止一、二。这样的大臣值得尊敬吗?!
宦官作乱，何代无之。从始皇帝的赵高开始，一直延绵到满清政府末年。即使在精励图治的大明洪武帝立下铜法之后，依然有魏忠贤的阉党案。这难道是这些有生理缺陷的人的心理变态吗？不！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法兰西帝国的灭亡并非是路易十六的好色，因为好色发生在马夫身上丝毫危及不到政权的存在。这说明个人品德之所以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是这个政权本身给他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法兰西帝国的崩溃是皇帝制度的本身，它允许品行恶劣者执掌大权，又允许掌权者为非作歹。没有路易十六，会有十八、十九,不好色会有其他劣行。皇冠一定要落地，皇帝制度一定要被推翻，这不是个好色不好色的问题。
以此类推，造成国家混乱的并非个人品德，而是宦官制度的本身。宦官是有罪的，因为他危害了这个政权，但是造成和促使宦官犯罪的则是这一政权。残酷的封建制度摧残了人的尊严，允许被个人轻率使用的权力则给宦官作乱提供了机会。所以，大臣们把十常侍当作罪恶的根源，以为铲除十常侍天下就会太平。殊不知，十常侍是这一不合理制度的必然产物。制度问题不解决，十常侍还会象九头蛇怪一样，砍掉一个脑袋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再长出来。不分散过分集中的权力，权力周围的炙手可热者还会以各种形式进行危及政权的斗争。大臣们可谓不察矣!
大臣们据理力争，招致杀身之祸，这也是愚昧的行为。汉初的吕后篡政，宰相王陵据理力争，被罢免还家，而唯唯诺诺的周勃却一举安定了刘氏天下。王陵少憨，是根据道理来办事情的；周勃则会随机应变，还会曲折地达到高尚的目的。天下人都以为据理力争,甚至不惜身家性命的值得尊敬。殊不知，看问题不见本质的可谓不察；知不用而言者，不智；杀身以彰君之恶者，不忠。所以，文死谏，武死战净是些沽名钓誉的话，一点也不以天下为念，唯有周勃才真正地令人肃然起敬。
（六）
为解决十常侍，大将军何进调大兵进京，结果引狼入室，给大野心家董卓的阴谋实现创造了条件。何进可算是乱汉室天下的元凶首恶之一。为什么大兵进京必然会天下大乱？是董卓的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还是处在权倾天下地位上的质变。换句话说，是董卓意志的结果，还是环境或各种利害关系的左右。如果换一个随便什么人进京，假使他忠心勤王的话，是不是会发生同样的结果？不了解当时社会的权力结构，难以推测。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大兵集结京城，打乱了整个国家的权力部署，大有“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之忧。谁有军队，谁就能觑觎最高权力，这种情况是最利于乱中夺权的。
解决十常侍，曹操的意见是正确的,只要带上几十个人就行了。唐且在秦始皇的虎狼之庭上，仅以一个文弱书生的身份说，“五步以内，臣得请以颈血溅大王矣！”结果使满朝文武举止失措，始皇也为之战栗，这是实力政策运用得最恰当的典范。力量的大小并不只是全局范围的比较，而主要是直接的作用力。何进握有大权，却死于十常侍之手。假如他调一个军校去解决十常侍，汉朝末年的历史大概就会有另一种写法了。不知是什么心理原因，何进会采取这样愚蠢的措施。
十常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解决十常侍非得一锅端，决不能拖泥带水，心慈手软。如果要想分化瓦解他们，至少也要将他们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否则，对他们的仁慈，甚至犹豫，就是对自己的残酷。
何进之死，何太后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如果不是何太后的说情，何进也许还会干脆些，这又应到了“妇道人家短见识”那句话了。不过，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何进自己有主见的话，何太后的话又焉能起作用？所以，对何进来说，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
（七）
董卓谋立陈留王，卢植引证了伊尹和霍光的故事反对之。结论用了不知哪位圣人的话，“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当然，他是假古讽今，含沙射影地骂董卓篡逆的。而这句圣人的话本身，则反映了一个深刻的思想。
伊尹大概是商朝有名的贤相，他把他的主子放逐在桐宫，另立新主（手边惜无资料）。按照当时的伦理观念，“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作为臣子放逐主子，以下犯上，大逆不道,也就是“篡”了。然而，“有伊尹之志则可，”伊尹之志是什么呢？
还是从历史上来找他的相似之处吧。受汉武帝托孤之恩的大宰相霍光废除了昌邑王，他说：“王行自绝于天，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受，臣不复左右。”这话的意思是：由于你自己平素荒淫无度，我虽然是你的臣子，但不能看着你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所以，为了替国家着想，只好对不起你了。
以臣子触犯皇帝是有罪的，然而，只要有替国家负责的精神，就另当别论了。伊尹之志大概也是指这个意思。只要动机正确，手段则是不计较的，历史上有的是这样的启示。
篡逆与替国家负责的表现形式同样都是把皇帝赶下马，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两种不同的动机，舍此以外，形式上是惊人的相似的。从较长的一个时期，根据换了个皇帝后实施的政策，才能辨别为私还是为天下。假如一开始就失败了，再好的动机都无从辨别，国家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善良动机的失败而蒙受更大的灾难。所以，失败者无论有怎样高尚的动机，都无法为自己解释，历史和后人还会给他加上种种罪名的。在这个意义上,拿破仑的话很有些道理:“在一切不道德的事情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
伊尹和霍光如果失败了，谁也不会把他们当作效法的榜样，他们也一定会被当作权奸，白鼻子抹上几千年的。
实用主义者因此会说，成功就是真理，胜利就是一切。他们眼睛中只有鼻子底下一点点天地，看不到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真理能决定千秋胜负，成功只是一时强弱。要有正确的动机，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再加上巧于算计，才能既得胜于一时，又得胜于永恒。否则无论怎样辉煌的胜利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八）
丁原尚有公心，即使地主阶级的公心也要比吕布那种趋利赴益,赤裸裸的反复无常要好得多。每个阶级都有它的公私观，革命阶级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没落阶级也有他们一小撮人的利益。丁原还知道维护他们那个阶级的统治，董卓篡权对汉室天下总是不利的。所以，他站出来据理力争，或者还有种可能是，他不愿让皇帝权柄这块肥肉落入董卓口中，因此打出冠冕堂皇的旗号了。但不管怎么说，总比吕布赤裸裸地有奶便是娘的行为要好，因为丁原客观上维护了中央集权。然丁原一无识者之明，二无驾驭之术，结果死于干儿子之手，宁不哀哉！对于胸无忠义，脑后有反骨的人，根本就不是虚伪的父子之亲所拢络得住的。只有造成一种格局，使他和你处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害关系中。否则，稍有收买的诱惑，则马上叛变。
武则天曾经对训马者说，她需要三样东西：“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不听话用铁鞭教训，再不听话则用铁挝，实在不可救药,就结束它的生命。训马是这样，对振长策而驭宇内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有时候用亲善，用父子之亲这一套，但是绥靖政策从来是靠实力政策作后盾的，没有霹雳手段，哪显菩萨心肠。
丁原待吕布不乏父子之情。如果以将官的威严开道，使吕布常怀惶恐战兢，偶尔晓以情义，也许吕布还不至那么轻易地叛变。丁原一布衣书生，懂得礼义，未必能适如其份地掌握刑赏。假如吕布撞在诸葛亮手中，那就未必不是一员上将了。魏延脑后有反骨，诸葛亮惜其勇而用之，立下了不少战功，硬是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不敢叛变。
所以，人之善恶差距是大的，但善用不善用的差距就更大了。善用者，愚者尽其力；贤者效其忠；智者竭其才;不屑者俯首贴耳。不善用者，身死人手，徒为天下者笑。所以，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九）
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是他残忍的地主阶级“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本性的大暴露。曹操多疑，错杀人在《三国演义》中屡屡可见。受正统思想影响的人只看到曹操的不是之处，而看不到曹操的多疑之后有果断。否则，他怎么能成得了气候！
曹操的世界观是极端自私的，人的价值在他眼中从来是以对他是否有用来衡量的。所以，他轻率地怀疑，轻率地处置了吕伯奢一家。如果他把人家的生命稍微看得重一点，他的一生也不至于错杀那么些人。当然，在逃跑的途中，象漏网之鱼那样惶惶不可终日的曹操，因为神经过敏而失去分寸也是可能的。不然，他多少也得考虑影响，考虑点陈宫的情绪。不至于那么随便地撕去遮羞布，一语道破天机，使陈宫和他分道扬镳了。
杀错了吕氏一家应该设法补救，怎么可以一错再错，把吕伯奢也给杀了呢？人们因为这样的推理更加深了对曹操的谴责。其实，这点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人头又不是韭菜，割了可以再长出来。挽救显然是不可能的，留着吕伯奢在，就是留下一个祸根，吕伯奢怎么也不可能原谅他。世界上认为曹操自私的将不是一个人，这对于曹操基本队伍的形成就增加了阻力，关键时刻甚至会瓦解军心。转瞬之间的家破人亡，对吕伯奢来讲也是个难以忍受的刺激。也许,意想不到的死，正是他最好的解脱。曹操会因为吕伯奢而威胁到他或许存在的一线天良。忏悔吗？曹操没那么多闲功夫，只好将错就错,把吕伯奢干掉就一了百了了。如果吕伯奢活着，曹操甚至会干出更卑鄙的勾当来。
吕伯奢的被杀是残酷的。但是，这是多疑的结果，而且是将残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自私和多疑铸成了大过，而果断则弥补了相当一部分。医学上有以毒攻毒的；数学上有负负得正的；政治上两个残酷之积等于相对的仁慈。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未然。他们只能对已发生的情况发表评论，而不能预见潜在的危机，所以指责曹操了。
其实，曹操的真正罪孽是自私，多疑，这是个世界观问题。就方法来说，果断还是不容易的。但是，世界观错了则一错百错。越精明的人犯下的罪孽就越大。
（十）
十七路诸侯本身就是失败的根源。队伍领导不一元化，各自为阵，心怀异心，反董卓的决心是很不坚定的。同路人不少，一场大混战泥沙俱下，各人的野心稍得满足，堂堂皇皇的几十万军马便势如土崩瓦解。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有那么一支几万人的嫡系部队，其战斗力要远远胜过这些乌合之众。袁绍枉为盟主。如果他治军以法，赏有功，罚无能，也许诸侯联军也不至于垮得这么快。但是，他仅仅发一纸公告，慷慨陈辞一番。刘、关、张有功不得赏；袁术延误军粮，致使先锋失利而不能罚，此败兆已露。是袁绍不懂法制，还是盟主的地位难以实行法制，此不得而知。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称雄一时的军队，有十八路反王、有八百诸侯......。成功者却甚少，大抵转眼间便烟消云散。相反，开初名不见经传的小部队却越打越大，越打越强。原因它是由嫡系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不是脆弱的联盟。联盟者，首、尾、足一般强大，谁也领导不了谁，谁也指挥不了谁。打仗时不能有效地配合；和平时待遇难得公平；出了问题谁也惩办不了谁；有了功劳谁的嘉奖也无甚意义。势均力敌之间还必然导致分裂，除非谁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力量。不然，联盟是最大的危险。树大招风，加之根浅，柱空焉能不败。
(十一)
袁绍为了占有冀州，从根本上解决军粮问题，采用了逢纪的诡计，以平分冀州为条件，邀公孙瓒起兵，共同攻打冀州。然后又以红脸膛出现，把公孙瓒要攻打冀州的消息透露给冀州牧韩馥。韩馥本无能之辈，自然只能联络袁绍以抵御公孙瓒，他不知道祸水仍来自袁绍。于是，袁绍就中取事，夺取冀州，又杀了公孙瓒的兄弟，毁弃前约，结果引起了一场大的干戈。
究其主意本身不失为狡猾。袁绍、公孙瓒、韩馥，虽说不上鼎足而立，至少也是种互相牵制的均势。随便其中哪两位打起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袁绍如果首开战端，韩馥向公孙瓒讨救兵，冀州就非袁绍所有了。所以，逢纪首先要离间瓒与馥的关系，给瓒以空头支票，“以利诱之，”使瓒成为馥的牵制力量,均势被打破了。明做好人，暗耍诡计，冀州得来全不费功夫。
韩馥手下是有些忠正之士的，即使馥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也未必能解决危困。瓒与绍协力以攻，冀州仍成他人口中之肉，只不过袁绍不能独得其利而已。但假如韩馥能据险守上一个时期，以待他们内乱；或者离间他们的关系，胜负尚未可知；或者韩馥趁袁绍还没有撕破红脸的时候，许以某种好处，要袁绍陈兵倚角之势。袁绍照此办理，公孙瓒不敢进攻，袁绍的画皮被剥；不照此行，袁绍、公孙瓒协力进攻，抓住袁绍的通风报信，等待时机以行离间之计，战局又会逆转剧下。
这场战争，公孙瓒也是受害者。他吃的是贪心的亏，不义之财岂能轻易到手呢？在群雄并起的年代，谁都企图削弱旁人，牵制对方，然后自己从中崛起，哪有好处与人分享的呢？即使确实互利的条约，也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看看这个条约的背后还有些什么东西。公孙瓒贸然轻信，自取其咎。
袁绍得了冀州，却失去了信义。换句话说，他政治上失败了。在群雄割据时，信义是一笔很可观的政治资本，人心向背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失信义就是失人心，一时的得利孕育着最终的失败。应该讲有一个更为间接、更为不易被人察觉的方式，使韩馥处于被攻状态之中。然后，袁绍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这样，既保全信义，又能得到城池。逢纪的诡计败在只见利益，不见信义，他为埋葬袁绍挖了第一铲子泥。
（十二）
孙策新死，黄祖为江东俘虏。江东的条件是以生俘换回孙策的尸首，刘表同意这个交换条件。他的谋士蒯良主张趁江东无主，一举进攻，此千载一时，不能为一无谋黄祖而束缚手脚。刘表没有接受蒯良的意见,以为舍黄祖不义,于是接受了交换条件,各自班师。
人有责刘表妇人之仁，以一黄祖而失去进攻江东的好机会，此不智之至也。虽然，对刘表的批评是比较恰当的，但就这一事件而论，似乎只看到表面利益而没有看到本质的、潜在的利益了。黄祖和江东比较，谁都会舍黄祖而取江东。可是，舍了黄祖，众将士都会寒心：你只重攻城略地，丝毫不以将士生命为念，谁还会为你卖命打仗？黄祖本身不足道，可在这种情况下，却一身系军心。军心比较江东的分量不知要重多少倍！失去军心，部队不攻自破，还谈什么夺取江东。刘表换回黄祖是对的，但是，他干得还不漂亮。如果他虚情假意地说上一套：别说一个黄祖，随便哪个普通的士兵，假如能拯救他，我情愿以天下为代价。（当然，讲的时候，要结合那个时代士兵的心理状态，不然做作则全功尽弃），全军将士闻之,必然感激涕零，上下同心。因为交换的失利会因此而获得加倍的补偿。
当刘表交换完毕，就应该挥师东进，毫无信守条约的必要。兵不厌诈么！对自己的将士要讲信义，不能为眼前的直接利益而失却军心。否则，迟早是要失败的。为了巩固军心，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是，对于交战的敌人来讲，则毫无讲究信义的必要。只要能胜利，什么条约和诺言，通统可以踩在脚下。黄祖回来了，再发起一场猛烈的进攻，打他个丢盔弃甲。如果这一仗威声大振，诸侯都会前来朝拜进贡；失败了，当然是无耻之尤了。刘表没有这么干,其宋襄公的味道是很浓的。
（十三）
赵子龙素有忠义之称，但考其历史，也曾三易其主：叛袁绍而救公孙瓒，离公孙瓒而从刘备。如果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伦理观念，赵云之行可谓变节矣。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赵云不忠的。也许，刘备代表的是汉室的正统，赵云的三易其主，可以称作是贤臣择主而事，弃暗投明了。其实，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大臣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如唐朝的魏征，本来是瓦岗军的，后来投降了李世民。他忠心耿耿地辅助李世民治理天下，历代都给他以忠臣的评价，似乎并没有谁计较他曾“失身从贼”。也许，按照今天的阶级斗争学说,就要指责他背叛农民起义，投入地主阶级的怀抱了。
一个人偶然能弹出高音符或者低音符，他并不是一个好的音乐家，因为他不懂得全部音乐的美就在于高低音的和谐；一个知道许多疾病的用药的人也未必是个好医生，因为妙手回春的秘密在于对症下药；同样，懂得并且死死地抱住伦理观念词句不放的人算不上忠臣。如果赵云、魏征为“忠臣不事二主”的词句所束缚，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又将是另外一回事了。
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人们可以给世界上的一切找到论据。”当叛徒的可以引证“贤臣择主而事”；执迷不悟的可以拿“忠臣不事二主”来自诩。究竟孰是孰非，历史的评价是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他所代表的是否是当时的进步力量，是否是最后完成统一大业的力量。政治本身就是权衡利弊的变通之术，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无耻行为找到道德上的依据。如果不懂变通之术，不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最善良意图地偏执理解道德的词句，也能干出事实上最卑鄙的勾当。赵云、魏征之所以被肯定，是他们不曾为道德的词句所左右，能从当时纷纭复杂的政治力量中找到寄托他们全部政治抱负和才干之所在。
知道德之然，不知道德之所以然；知宣传之然，不知宣传之所以然，与知意识形态之然，不知意识形态之所以然，其流弊往往为无聊文人打笔墨官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赵云、魏征的变化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叛徒与否往往取决于你能用不能用。善用者争取游离于卑鄙边缘者；不善用者“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人都赶到敌人那儿去了。赵云是袁绍、公孙瓒的叛徒，却是刘备的忠臣。没有识人之明和自知之明的袁、公孙之流们足以反省了。
（十四）
王允计除董卓是其智也，但却死于李榷、郭汜等人之手，是其愚也。他枉有一片忠心和满腔热血，却不懂得宽柔之道,是其不幸。李榷、郭汜等上表求赦，王允拒绝是断其生路，穷鹿抵虎，焉不为乱。且不论李榷等辈是否该赦，即使非杀不可，也应该徐缓图之。赦而诱之，或明升暗降，夺其兵权，或激尔等自当某职，后寻其过错而杀之。
吕布之斩李肃就漂亮得多了，在叫他下书给董卓的时候，就有杀他的心，但因在对付董卓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以又要发挥他的历史作用。以后在对付叛乱的时候，李肃吃了败仗，被吕布以军令斩了。如果吕布不是这样处理的话，平定董卓未必成功，而李榷、郭汜等人又多了帮手,事情要麻烦得多了。当然,吕布是否这样考虑无从探究，但事情的发展过程能证明这样的思想方法的合理性。
王允的教训是操之过急，不能玩敌于股掌之上。一定要徐缓图之，稳住他，麻痹他。控制在手边的时候，又要迅雷不及掩耳。但是，要寻其它籍口，一定要用能被人家所接受所理解的意识形态的口号，将真实用意掩饰起来，不能过于直率地使旁观者望而寒心。否则，不利于招降纳叛，也不利于使自己的部属出死力。可叹，王允不过书生之辈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