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凡尔赛的《美国大学的非常时期》想起的

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

凡尔赛的《美国大学的非常时期》（Laurence R.Versey,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University,1965）今年年初已经翻译好了，估计北京大学出版社不久就要出版该书。得以译者的信任，我有幸作为第一个读者拜读了她翻译的书稿。凡尔赛所谓的“非常时期”是指1870、1880年代至1920年代之间那半个世纪。该书叙述的是那半个世纪中美国大学的变迁。凡尔赛以东海岸常春藤大学和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作为变迁史中时代的典型，通过对美国大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那时期几所最著名的大学掌门人办学理念的细致、微观解剖，宏观描述这些美国一流大学的半个世纪发展：如何从继承欧洲大学传统出发，在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哲学驱动下，在若隐若现的功利主义和反知主义倾向之中发展。该书从一手史料着手，做工精细，问世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不失其在美国大学研究史上名著的地位。

该书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第七章《不协调的问题》。因为这一章叙述的历史正好是离今天100年前的事情，也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10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当时美国大学存在的尖锐的冲突和矛盾——“不协调的问题”，表面上也与今天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有些相似之处。即当时美国大学教授从德国同行那里学来追求“学术自由”，渴望拥有更多学术自由，而大学行政一方却追求更加合理、有效的经营管理，需要对教员的教学和研究有更多限制，于是劳资双方“不协调”了。那年代是美国的大学行政化与教员的学术自由的追求之间矛盾尖锐化的时期。大约是两年前起，“大学行政化”这个词为中国学者独创性地开发出来了，成为中国网络上、媒体上“有文化的人”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词之一。当教育部的首脑公开表示政府从来未曾赞成和提倡过教育产业化、大学产业化之后，网络上、纸媒上学术圈内外对教育产业化、大学产业化热火朝天的谴责、声讨很快几乎销声匿迹。人们似乎发现产业化不是中国教育、大学腐败难以遏制癌症的病原体，找到了新的真正的病原体——行政化，取而代之的是持续不断地强烈谴责大学行政化。——这只是新的一场中国文化人、大学人导演的滑稽剧。三、四年前，我翻译了希尔斯编辑的《韦伯论大学》那本小册子之后，在介绍韦伯的大学论和托尔斯坦?凡勃伦《美国高等教育》的几篇文章（都收入《大学之外的人文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何美国这样一个教育、大学产业化、商品化、公司化最早、最彻底、最成熟的国家里，学术腐败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赶不上中国，而名牌大学的数量、科学技术水平在全世界独占鳌头？中国教育、大学、学术腐败根本的病原体是否是“产业化”？中国的产业化与美国的产业化本质上有何不同？我的本意是抛砖引玉，希望有研究条件学者关注这个课题（这个题目很大，鄙人无研究物质条件），但是在一个学术界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国度里，不会有学术人会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学术大腕们倒是看准、把握了市场的商机，趁腐败现状之机，不断提倡、实践起昂贵的“人文教育”、“博雅教育”，满足那些佯装斯文的富二代购买人文包装的祈望，名利双收。

为了介绍凡尔赛这本书的第七章《不协调的问题》叙述的美国百年前的大学经营者追求行政化与教授们争取学术自由的冲突是怎么回事？我在这里不得不借花献佛——稍微借用一点栾鸾老师的译文（引号内和小号字体的引文都是栾鸾翻译的凡尔赛书中第六章或第七章里的原话）简单介绍凡尔赛笔下的当年美国大学行政化，顺便谈点自己的感想。

到了19、20世纪交替年代，美国大学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即随着现代化，大学越来越摆脱神学的束缚，屈从于世俗社会的需求，无论是商业行为还是社会目标，大学的经营者、管理层——管理目标越来越注重“公众品味”。

作者凡尔赛比我们批判产业化、行政化的公共知识分子要宽容，因为在北美与其他国家一样，教育机构里的人与其他行业相比，毕竟还有点文化，要装点欧洲传统学问秀气的门面，只是不得不走出象牙塔，“屈从”、迎合“公众品味”，很晚才让“铜臭”飘到桌面上来，所以“事实上，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屈从于这种趋势的过程已经很缓慢了，因为如果回顾过去，人们就能发现，早在17、18世纪海港的商人贵族中就已经出现了对管理威严的重视。从这一更长久的观点看，世俗的志向只是又赢得了一座重要的堡垒。”而大学管理者追求效率的行政化与教授们“学术自由”的最初、表层的冲突表现在劳资对立、纠纷上。美国历史最久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创办人是老板，办学方针、教学和研究大大小小规矩都是个体老板说了算。如克拉克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创办人就是个体老板：

据说乔纳斯?G?克拉克认为，他的教职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雇员，他们应该接受以设备形式给予他们的东西，就像企业家可以雇佣和解雇职员一样，他们也可以被雇用和解雇”。甚至和善的伊兹拉?康奈尔在活着的时候也喜欢在“他的”校园漫步，摆出业主的架势。

大学规模大了后，家大业大，个体老板管不过来，老板身边不仅有个董事会。具体的管理还需要个高级打工者校长来主管（按照1950年我国政务院颁布的划分成分规定，是资方代理人、资产阶级成分）。企业越大，管理越复杂、越显得重要，于是，虽然那时期大学与一般企业不同：

在管理它的（大学的）商业事务时还是应该……使用明智而必要的商业手段。因为（大学）是企业，同样也是道德和学术的工具，如果在管理中不使用商业手段，它就会垮掉。……19世纪90年代之间及其后，更年轻的主管们在很多美国重要的大学当权。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用管理技巧取代忠于任何一种标准学术目标的新主张。

百年前，美国的大学人虽然没有达到今天中国“有文化的人”那种愤怒程度批判产业化，但也很严厉：

约翰?杰伊?查普曼有点夸张地抱怨说：“代表教育和学问的人具有企业家的理念。他们实际上就是企业家。今天掌管哈佛的人也和商人差不多，他们经营着一家向上百万人兜售教育的商店。他们的工作就是使其成为美国同类机构中最大的。”约翰?杜威在1902年更清醒地断言：“（学术）机构是根据其显而易见的物质财富来排名的，直到赚钱和花钱的氛围掩盖了只有金钱才能获得的利益。”查普曼说，这样的控诉以极端的形式指责大学领导人或多或少直接地听命于工业巨头。“就像老板是企业家的政治工具一样，学院的校长就是他们在教育界的代理人。”

凡尔赛认为1910年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当时大学人的著述中，最全面归结了产业化给大学带来广泛的危害，它涉及：“商业控制几乎参与了现代大学的各个方面：花钱建造高楼的趋势；官僚机构的扩大；兄弟会和体育运动的知名度；研究生院对本科学院的从属地位；职业课程；所有的名誉之争，等等。”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有中文版，大家可以找来原著读一读，看看美国的产业化与我国产业化有何不同？我在这里再度提醒中国读者，美国最早起步的、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那时联邦政府没有管理全国教育机构的教育总署，美国大学产业化也是在美国自由主义社会制度下、自由经济商业体系中的产业化。因为这种大学产业化是自由经济市场的结果，最多“大学领导人或多或少直接地听命于工业巨头”，内中没有直接来自政府及其行政机关的诱导、计划、控制等要素，所以，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凡尔赛在该书的第六章中，也注意到凡勃伦当年不认为大学这种趋势无可救药而完全绝望：“他不认为这些趋势是有计划的结果；他认识到其中有放任自流的因素，而他并没有指责理事们和校长们故意犯错，而是指责他们虚荣、热衷权力。”换言之，是这种产业化的竞争诱发大学内部行政管理强化、追求合理化的趋势。美国这种大学内部行政化与19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帝国以后德国国家在各方面强化大学行政管理的行政化有所不同，后者的行政化驱动力的源头来自大学外部——国家权力。

而且，那时期美国大学的管理者大多数“拥有比一般教员职员有更好品质和眼光”，不少

人对管理合理化、效率化和学术自由冲突和矛盾表示无奈。比如，“威廉?詹姆斯是在私下，比较礼貌地表达了这种忧虑：‘我觉得，在我们以高度的认真态度和责任心组建（学术）机构时，我们有可能会破坏那些对学问而非对管理感兴趣的人的生活’。”又如，约瑟夫?贾斯特罗虽然语气刺耳、不客气地表示如果不能忍耐这样管理下规则的人，做点牺牲的人“将会微妙却不可避免地丧失学术交流的精神、对个人品格发生影响的、优势职业印象——品质中较好的部分。”但话中也暗示了他理解教授们内心的追求和自己的无奈。

那非常时期美国的大学教授们纷纷对量化统计管理；大学管理层根据市场决定学科专业、科研的课题；外行领导内行等等具体问题抱怨，抗议自己的学术自由受到侵犯，而这些抱怨、抗议都是一些细微末节的问题，而非本质，凡尔赛在书中援引沃尔特?P?梅茨格的话来点明行政化的要害：

19、20世纪交替之前，美国的学术自由主要关系到与学院之间的雇佣关系，而非教育理论、学术倾向等问题。即使在学术研究可以自由支配环境中，也摆脱不了与安全、地位、薪水等问题的联系。

董事会、管理层追求资金来源、收支的盈利最后限制学术自由的终端杀手锏——威胁到大学教师所谓安全、地位、薪水，对于教师来说，说白了就是一个保住饭碗问题、争取更好的饭碗问题。教学、研究上违背董事会、管理层的意向、方针就有被解雇之虞。市场决定财源，私立大学金钱决定发言权，金权——投资者控制董事会，董事会通过代理人校长实施管理，即通过物质、人事资源管理制度调节、控制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教授对任期合同的需求大半是为了获得安全感。就该书援引大学教授亨利?塞德尔?坎比回忆：

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感到安全，拿着一份能维持生计的薪水待在现在所处的地方，在工作时感到安心，……节俭和外快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保障。我们依赖学院，而它本身的资金也很紧张，既不能指望它明智，也不能指望它公正。1906年，卡内基基金会意识到了这种教职员担心的现实，当时它实施了一项全国性计划，在教授从现任职务退休时给他们提供养老金。虽然卡内基计划最初的形式仅维持了几年，它对保障教授安全的推动也许是学术自由在1910年之前最重要的收获。

美国大学教授们都认识到束缚自己脑袋和手脚最大的威胁是丢饭碗，盎格鲁萨克逊教授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有多么硬气和刚强，都要留这样大学体制内——保住饭碗，也只有和中国的同行一样软弱地妥协。最具有代表性的斯坦福大学解雇罗斯的事件，因为老板斯坦福老太太个人认为罗斯过多参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虽然当时大多数斯坦福大学教员对罗斯丢了饭碗表示同情，但是，“事实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教授们总有要吃饭的孩子），斯坦福的绝大多数教职员都认可了管理层的立场。”当某人被解雇的时候，“ 人们不会承认他的免职是出于反对学术自由，而是因为他无能。”

20世纪初，经历了劳资双方冲突、教授与董事会冲突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经历了“罗斯事件”之后，争取学术自由斗争得来的最大成果，只不过是美国大学开始建立对学有所长的教师考核后实施终身雇用教授制度。

凡尔赛这么评价百年前的美国大学人的觉悟的：

1900年之后的十年中，实际上每个美国大学校长在提到学术自由时都会在评论中引入一些这样的限制性暗示。因而这些主管仍然属于19世纪美国政治传统的主流，这实际上是在道德法律的框架中宣布支持自由。……

只有少部分美国教授希望在大学中得到“纯粹”的学术自由。……即使在政治和经济的分歧上（这种分歧比较简单，因为它们没有质疑知识的本质属性），要求学术自由的呼声也不能完全赢得学院的支持。这种概念拥有的影响力仍然太不确定。在1910年的美国，它很难成为一种“破坏力”，……结果，向学院效忠的态度大为盛行，有利于“冻结”学术界的争论，但是还保留了恰到好处的另一种不忠的传统，。对学院的忠诚——在美国通常意味着建立在感情上的“支持主义”激情——能够在危机中使斯坦福这样的大学免于崩溃，但是它是派系中大多数人的反应，而始终不是一种能获得一致认可的准则。

总之，美国大学人迫使雇主一起建立了一个能使饭碗相对稳定的雇佣规则。因为看到1929年大萧条社会的惨状，罗斯福在1940年代提出在必须的人权中要增加一条免于匮乏的恐惧，即使对于金元帝国富裕的美国知识界、大学人来说，也会对丢饭碗感到恐惧。这里我在前面提出的、与批判产业化祸害引发的问题一样，我在这里要问，为何美国大学的行政化是更明显的钱权交织在一起的一元化领导、美国教授也从来没有从董事会那里获得治校管理的大权，先不说其他问题，那个涉及饭碗大问题的终身教授制度在实施时候，为何百年来也没有层出不穷的申请者使用金钱或女色行贿、提交做假的成果、评委乱用权力等各种舞弊呢？为何今天美国大多数大学行政化管理很有成效，没有出现我们大学目前那种腐败的乱像？行政化对于大学管理来说真是祸首？（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