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拉杰的《纳粹的竞赛：1936年的奥运会》

因为关心1930--1940年代的极权主义与德国史的研究，检索该领域业绩卓著的美国蒙塔纳州大学教授拉杰的著述时，偶然读到他的新著《纳粹的竞赛：1936年的奥运会》（David Clay Large, Nazi Games：The Olympic of 1936, 2007）。与以前读过两本关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专著门德尔的《纳粹奥林匹克》[（Richard D Mandell,The Nazi Olympics）和哈特-戴维斯的《希特勒的竞赛》（Duff Hart-Davis, Hitler's Games）]相比，无疑有它的超越先行研究的长处。拉杰的新著有两个特点，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一，利用了从欧美各国几十所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收集的前人未曾发掘和利用过的、浩瀚的史料（比如，有关人物往来书信），把1936年奥运会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深入到各个细节，不局限于一般泛论。娓娓道来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也适合一般读者的口味，能拥有更广泛的读者；二，不仅揭露纳粹政权以“和平主义”面貌出现，利用奥运会为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强调历史教训，而且对那些尽力推动、协助纳粹1936年奥运会取得成功的人们，至今未受到道德、良心上的追究和谴责——就伦理责任提出了疑问。而且，拉杰新著的这两个特点融为一体，是其魅力所在。在此略陈几例。

该书关于美、英、法三国奥委会和民间团体曾对柏林奥运会的抵制及其失败经过的叙述，比同类著作翔实得多，单独成一章（第三章），特别是关于世界第一体育大国美国体育协会与美国奥委会围绕抵制、还是出席柏林奥运会的斗争之记叙。1933年纳粹上台后的反犹太人政策已经臭名昭著，从同年4月《美国巴尔的摩犹太时报》主编A.米勒写信给美国奥委会主席埃韦利·布伦达奇提出反对1936年在柏林举行奥运会开始，美国犹太人团体发起的、呼吁美国选手拒绝出席柏林奥运会的抵制运动未曾间断过。尽管1933年底德国奥委会在纳粹政府指导下，不得不在维也纳对国际奥委会发表一个承诺遵守奥林匹克精神，不排斥犹太人选手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宣言，但是，那以后纳粹并不兑现许诺，反犹太人暴行变本加厉，1934年春天在美国体育协会推动下，美国国内工会团体、人权协会等20多团体集会要求美国奥委会抵制柏林大会，抵制派声势浩大。1935年纽伦堡法出台，德国犹太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对明年是否出席奥运会美国体育界和普通民众分成旗鼓相当的对立两派。美国奥委会主席埃韦利·布伦达奇等人口头上也表示坚持尊重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反对排斥犹太人，内心一直坚决反对改变已经决定的1936年在柏林举行奥运会的决议。拉杰书中的许多史料，特别是援引有关人物当年的往来书信表明，布伦达奇等人反对抵制柏林奥运会的表面理由：坚持奥林匹克精神的原则——体育运动与政治分离的原则，实际上正是他们自身隐含的政治倾向促使他们反对抵制运动，他们相信纳粹政权将在失去传统的危机中的欧洲表现出果敢的实效性，相信纳粹主持的柏林奥运会成功将会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犹太人政治势力对体育运动的渗透。美国奥委会组织在1935年11月就是否要再次对德国犹太人现状进行调查进行表决，实际上也就是是否出席明年柏林大会的表决，结果布伦达奇等人反对抵制派以微弱多数获胜。正如拉杰分析的那样，罗斯福政府保持沉默的暧昧立场，给抵制派带来重大损失，因为美国驻德国大使等外交官员对国务院的好几份有分量的关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报告，政府方面都没有转达给美国体育协会。柏林奥运会结束后几年中，布伦达奇在是否要抵制预定1940年在日本举行的奥运会态度也很离奇。1939年，有人问他如果日本向美国开展，是否还参加在日本举行奥运会的时，他竟然还是要坚持他阐释的“政治与体育相分离”的原则——届时也必须参加，“因为奥委会与选手不存在喜欢或不喜欢日本的问题”。

英国、法国尽管民间也出现过抵制柏林奥运会的思潮，也为国内政治形势左右，不了了之。英国也因为政府的绥靖政策对民间的影响，抵制柏林奥运会思潮软弱无力；法国虽然对德国“崛起”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国内政治环境所累，最后社会党为主人民阵线布鲁姆政府作出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决定。1936年6月“捍卫奥林匹克理念”组织集会对布鲁姆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抵制柏林奥运会。亨利希·曼在这次演说中呼吁：“是要人民阵线政府，还是要奥林匹克？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人是抛弃人民阵线！反法西斯的人们、全世界人民站起来，捍卫奥林匹克理念！”6月中旬，时间到了极限，布鲁姆最后还是选择了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决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他自己是犹太人，免得右翼得到一个为国际犹太人阴谋服务的口实；第二，法国驻外外交官员暗示他，煽动抵制奥运会隐蔽的势力来自莫斯科。布鲁姆在同意法国运动员去柏林的同时，做了点小小的手脚：把经费压到历史上未有的最低点。

另一方面，纳粹政府及完全受其操纵的德国奥委会，对美国和世界舆论的抵制也作出的不少所谓“让步”。比如，1936年2月的冬季奥运会召开前夕在各国抵制思潮影响下，纳粹当局考虑到反犹言行会引起各国来客“不良”反应，冬季奥运会的失败会导致夏季柏林大会夭折，所以要求冬季奥运会所在地加尔米歇（Garmisch）在举办期间，撤除各种反犹太的政治宣传品、标语牌，严禁反犹事件发生，并对广播、报纸的报道进行严格控制，一反常态禁止任何反犹言论和暴行。再如，德国政府与奥委会表示同意击剑女运动员海伦·梅耶（获得击剑银牌）、冰球队第一主力、明星运动员路德·巴尔作为德国选手出席奥运会，除了实际上他们俩都是一半犹太血统，在纽伦堡血统法的规定许可之内，根本的原因是让他们为德国赢得奖牌。相反，完全犹太血统女子跳高运动员贝尔克曼就不在许可参加范围之内。拉杰没有回避美国体育界本身存在的种族歧视，导致欧文斯这样杰出的明星不能正确认识纳粹本质的负面影响，可是对这两者的区别和评价，拉杰和汉娜·阿伦特取同样立场，美国的种族歧视来自私人的偏见；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种族主义是以国家为后盾的。  

书中涉及的另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事实，除了奥地利三位犹太人游泳选手外，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绝大多数犹太人运动员，都没有抵制柏林奥运会，阿伦特在1960年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对犹太民族自身伦理责任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最使人难以忍受的，那三位拒绝柏林大会出场奥地利游泳选手，却遭到纳粹控制的奥地利奥委会谴责——违背了政治与体育分离的奥林匹克精神。这种贼喊捉贼的手法对于极权主义宣传来说，并不是一种新鲜的伎俩。当年为纳粹政权举办柏林奥运会成功的德国人，不仅像莱妮·雷芬斯塔尔那样为纳粹宣传作出特殊贡献的超级艺术家，战后未曾有过良心的反省，到1972年为止担任美国奥委会主席的布伦达奇也从来没有批评过1936年的奥运会，就连在纳粹政府领导下坚持不懈促成柏林大会成功的德国奥委会两位负责人莱瓦尔特和迪以姆——后来成为纳粹的体育官员也未曾有过自责之意。值得一提的前者因为“身体内流着犹太人血”，后者妻子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他们不久先后被赶下德国奥委会领导的位子，由纳粹党官员接替他们职位，但是，依然作为纳粹领导的部属忠诚地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成功效力。迪以姆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后不断在报纸上撰文或发表演说，鼓吹民族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讲授战争胜利、英雄与体育运动的关系。他们战后也都从来没为自己当年的努力内疚过，而迪以姆一直作为体育界元老担任一所名门体育大学校长。

拉杰对国际奥委会没有接受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历史教训，不仅在书的最后结语中有所涉及，在叙述柏林奥运会进行过程中，在客观的叙述之间也夹杂着自己的评论。比如，在写到戈培尔在柏林大会的圣火传递仪式上祈祷：“燃烧吧，圣火！燃烧吧，永远不灭的圣火！“的场景时，拉杰指出： 1936年德国奥运会之前，奥运会历史上，并没有关于圣火接力传递仪式这样一个传统，是纳粹宣传部精心策划宣传工作一部分——盛大仪式中的一个创举。当时国际奥委会对这一创举，向希特勒表示感谢，感谢德国对奥运会仪式的贡献：“所有理解从奥林匹亚传递到柏林圣火的象征意义的人们，不仅为您提供了一个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手段，还感谢您让奥林匹克的理念永存所作的贡献！”。自柏林奥运会起，也可以说战后的奥运会，都继承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样一个历史短暂的“新传统”——圣火接力传递仪式。然而，当年戈培尔等人策划这样一个仪式的动因，却是要强调日耳曼民族与古代希腊血缘上的直接联系的正统性。戈培尔在当时演说中说：“（圣火传递），标志着是我们德意志祖国、迁移到欧洲北方移民创建了与将近4千年前希腊的真正精神上的火焰联系！”拉杰指出，国际奥委会不仅不对纳粹价值观表示反对，而且还赞赏这样价值观，其本身严重违反了政治与体育相分离的原则。

拉杰运用的史料表明：纳粹并不满足利用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取得成功，其影响力还远远不止停留在这次奥运会本身。1936年11月希姆莱对希特勒表示1940年在日本举行奥运会时，要派出全世界人数最多的德国代表团和声援队伍，党卫军将提供50%的运动员。关于原定1940年在日本札幌、东京举行冬季、夏季奥运会被取消的前前后后，拉杰也为读者叙述了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日本军方缺乏纳粹那样的远见，认为奥林匹克精神不符合武士道的传统，对政府施加压力，最后内阁政府在1938年7月辞去了举办1940年奥运会的权利，并且还规定日本运动员不准参加国外的体育比赛。于是要寻找新的冬季奥运会举办地点，国际奥委会竟然依然选择德国加尔米歇为举办地（夏季奥运会改为在赫尔辛基举行）。那时候德国已经发生了袭击犹太人店铺“水晶之夜”的惨剧，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进攻波兰之后，国际奥委会还期望希特勒停战，照旧举办冬季奥运会，遭到希特勒拒绝，他给布伦达奇信中写道：“不打算为了奥林匹克的荣誉停战，因为战争关系到国民的生死存亡，目前首先要要紧的是打败英国和法国的威胁。”那时候，国际奥委会如同置于纳粹的“保护之下“，1944年的奥运会候选地点原定在伦敦举行，希特勒强硬决定必须改在罗马或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