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据说日本各种书籍的中译本在国内销路不错，所以，今年春天不少日本小说中文版相继问世，形成一个热点。顺着这个出版潮流，前不久，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John Toland,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g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三辉图书出版公司策划下，该书以取得翻译版权后的新的中文版面孔，27年后再度在我国书店里出现（它1982年由新华出版社初版），依然赢得不少读者。这反映出四分之一世纪后的我国的日本研究没有长足进步。如果日本研究有很大进步的话，该书早应为更多读书人熟识，早就重印或再。而且日本研究很大进步，我们的出版界也会推出更多的我国学者、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相关论题的名著。《日本帝国的衰亡》主要叙述的是美、日之间的战争史，只有少数谈到美、日两国为在中国利益冲突如何日益加剧时，从背景叙述到日中关系和抗日战争概貌。尽管如此，中国读者还是可以从这种“大历史”的叙述中，读到不少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未曾提及的细节。除此之外，虽然托兰是个史学家，该书“许多材料系出自当时美、日两国的战时档案，也有不少史料使一些原为日本天皇的公卿贵族、重要的军政头目和参战当事提供的”，所以叙述的诸事件有相当真实性，其获得普利策奖的原由也在于此。而且，托兰关于二战纪实著作，都是以优美笔调，参杂历史人物的对话细节描写，娓娓讲述故事的手法，具有一般历史学学术著述不同的文学性、可读性，也是吸引读者，成为被各国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兰也是其著作最多被翻译成中文的同类欧美作家之一。我们还可以读到他的《从乞丐到元首》、《漫长的战斗》、《占领日本》等书。
无论托兰如何精湛地叙述，其价值观还是在他的著述中不加掩饰明显地流露出来。这种历史观，在这次新版问世后，很快遭到中国读者的质疑。有一篇网络书评的作者如是责问：
此书的作者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来看待那场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惨痛灾难的非正义侵略战争的,按作者的理解：似乎日本要发动那场战争,日本天皇、日本首相、政府官员、高层军官完全没有责任，或不承担主要责任，他们在内心都是不愿意发动战争的，他们的战争决策行为是不得以的，是一小部分的狂热低层青年军官策划了那场战争，是狂热低层青年军官们出于爱国热情和受到个别人的挑唆，而强迫日本天皇、首相、政府官员、军部高层军官实施了那场战争，这场战争是本可避免的一场误会而已，是历史的偶然？战争后来的发展似乎又变成了一场什么解放亚洲人民，反抗欧美殖民主义的、建立亚洲新秩序的“正义”之战了？ 我不禁要问：难道欧美实施了殖民主义，日本就一定要实施殖民主义？是不是说看见他人在杀人掠夺和作奸犯科，你也应当效仿，还美其名曰你把受害者从前一个施暴者手中解放出来了？你如真是解放那些苦难的受害者，就不应该对受害者们施加比前一个施暴者更加残暴的迫害！（http://lz.book.sohu.com/serialize-id-9925.html）
责问是严厉的。但不知道这一书评作者知道不知道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是众多日本二战史研究者一直关心和讨论的问题。托兰在书中只在其叙述中隐现了问题，没有具体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书的第一部分总标题是“战争的根源”，第一章是标题是：“‘下克上’”。和一些西方、日本学者一样，托兰也把战争根源归咎于1930年代日本社会“下克上”政治体制。且不论当时日本社会下层社会民众是否真有政治权利、下层政治权力是否能够“克上”到左右国家政局和战争进程，但是，笔者以为有三点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即其一，当时各个统治集团不同势力围绕日本国家权力、外交和战争策略是有激烈内斗的，并非铁板一块，或某人可以简单一锤定音说了算的，即使天皇也不例外。这也导致日本战后追究战争责任时的困难。这种特殊形态体制，尽管战后经历了美军占领下的民主改革，今天依然留下其日本特色的、负面的特征。荷兰学者沃尔弗伦（Karel van Welferen）在《日本：权力结构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1989）一书中指出，战后日本政治体制中不存在一个负起政治责任的中央政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不是一个“国家”。日本的权力体系不仅包括中央政府的官僚（职业高级公务员）机构、政治机构，还包罗了农协、警察、媒体，甚至暴力团等各种组织、团体和机构。表面看来，这些组织各司其职，还加上各个政党及其政治家和议会的影响力，似乎权力体系是多元的，可是这些机构、组织，哪个也不对国民负起政治责任。与战前相比，因为民主体制，没有当年军阀集团，当今是官僚群体（高级公务员）的权力最大，因为他们掌握和实施着行政权力。理论上说来，官僚在国会议员的控制下，其实并非如此。限制官僚权力的依然是其他部门的官僚。因为为了利益他们之间也产生矛盾和斗争，但是，这也只是局部的，整体上官僚的权力没有人监督，他们自己又不会自觉限制自己的权力，只有极少数议员、政治家在特定场合会干预、调整官僚之间的矛盾，可是依附官僚集团的是多数。就需要知识分子的监督。这样的国家体制不能容忍追求自由、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市民存在，“通过企业和媒体来阻碍、压制具有政治责任感市民的发展”，因此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日本国民是不幸福的国民。其二，貌似代表社会底层利益的民粹主义，以正义和进步为幌子，也会因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合流走向反面，是极其危险的思潮。在“下克上”献身的青年军官大都出身于东北地方贫苦农民家庭，他们反对官僚腐败、同情在现代资本主义压榨下的日益贫困的农民，主张社会改革，乃至受民族主义煽动，以为与美英争夺在亚洲生存空间，是把亚洲人民从英美殖民鬼畜统治下解放出来正义战争。其三，托兰也谈到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后，日本统治集团内都有人提出“不扩大”、“不开战”，企图战争“刹车”，但是，最后，这样的反对派总是妥协，于是，整个国家一次又一次陷入更深的战争泥坑中，那是为什么呢？日本学者大杉一雄的《日中十五年战争史：为何战争长期化？》（中公新书，1996）就是专门围绕这个论题做出努力的著作。他不仅对各个历史政治人物在历史关键事件上所负责任做具体分析和评价，还作了一个归结：海外扩张，无论对哪个群体、阶层都有利益所在——回答了自己提出的“为何战争长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