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识之士强调要建立学术规范，而这个规范的基础首先是尊重学术本身，尊重学术传统，极而言之，要有点崇拜。

　　中国知识分子把崇拜这个词划入贬义词的范畴大概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崇拜长时期与愚昧、迷信、保守、落后乃至反动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即使私下崇拜某人某事，也不敢轻易言说，尤其不敢形诸笔墨。不信可以查查这些年的报刊，除非用于否定，一般我们在正面意义上很难看到这个词。

　　这当然是因为我们不再崇拜什么。崇拜曾使我们吃尽了苦头，厌憎犹恐不及，岂可轻言崇拜，岂可再把独立思想、自由意志随便托付给别的什么人物、思想。当然，现在多数人崇拜金钱，不少人崇拜歌星影星足球明星，但正如流行词汇显示的，这种崇拜只能叫迷，叫发烧，叫拥趸，不是真正的崇拜。

　　真正的崇拜有一种崇高在里头，有深深的历史文化意识蕴含其中，有对崇拜对象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作基础，当然还有对崇拜对象发自内心的热爱，而这种热爱已经与崇拜者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情感关系。儿童的崇拜父亲与老年人的崇拜祖先，其含义显然不同。前者不能持久，后者越老反而越深，即足以说明问题。

　　说到文学艺术，现在的文人崇拜谁？我们还崇拜屈原李白杜甫鲁迅吗？这是一个疑问。

　　当造反已经内化为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后，一切文化权威、偶像，无论活人还是亡灵，便统统成了抨击的目标，文化的积累在这种心理风暴中，已经非常困难了。对于浅簿之徒的信口雌黄，否定一切，当然不必在意。值得重视的是优秀学者作家这些人。他们往往从学术、理论上去苛评挑剔大师前辈，而且能够言之成理。按说这本是好现象，总比拜倒在大师脚下要有出息。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在此。挑剔批评者在内心深处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先破他人而后立自己的愿望，所以他对一切学术成果不是以欣赏学习的态度相待，而是处处挑剔，瞪大了阶级斗争式的眼睛，以评判者自居。这种学术心理是近世文化留给我们最微妙也最沉重的遗产。说五四斩断了传统并不确切，但五四以来的确出现了大刀阔斧地怀疑否定的传统。如果更进一步看，这一传统从康有为那里就开始了。但康有为及他以后的时代是一个学术为社会、为革命、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的学术无法纯粹，也缺乏规矩，自属必然。但时至今日，如果不在心理上克服这种怀疑一切，全面造反的习惯，中国的学术恐不容乐观。现在不少有识之士强调要建立学术规范，在我看来，这个规范的基础首先是尊重学术本身，尊重学术传统，极而言之，要有点崇拜。矫枉过正，要比较彻底地清除学术造反意识，必得有崇拜。即使在艺术领域，这样说也不为过。我们现在的艺术叛徒大大多于艺术信徒，文学上的前锋也大大多过了后卫，当然没有谁愿意去当把门员。所以大家都想瞄准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门一蹴中的，自家的后场空空荡荡，反而让那些资质低下的二三流对手随便就占了上风。书摊上垃圾泛滥就是证明。有相当多的学术书籍没人看并非读者弱智、无兴趣，实在是这些学术书中无学术。无学术而能成书，能出版，就是因为学者不学而有术，有不研究却出学术著作的技术。既然书已出，他们就更可以理直气壮地指点江山，臧否人物，裁判学术了。

　　于是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高论：鲁迅没有写出长篇作品所以成就有限，陈寅恪晚年学术视野太狭隘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本人的夫子自道“著书唯剩颂红妆”，钱钟书没有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理论；把这些人捧为文化长城言过其实，等等等等。你不能说这些见解不对。鲁迅果然没有长篇，陈寅恪的确没写一部中国通史，而钱钟书肯定不曾有文学概论的专著———上述三类书，在我们的图书馆里已然汗牛充栋了，而且过几年还得清理一次，用相当差的取代最最差的。只是鲁迅的短篇杂著、陈寅恪的狭隘文章以及钱钟书的散漫管见，没人给扔掉。大约图书管理员都不是学有所成且出了若干专著的学者罢。

　　这些高见没错，却无理甚或没心——我并非能学鲁迅作诛心之论—我只是想说，他们缺乏真正的学术眼光，或者不懂学术为何物，当然更不能理解那种让人感动、肃然起敬的文化学术崇拜是何种感情。在我看来，刘节敢在六十年代跪拜进见陈寅恪，正是此种精神的活标本。张中行先生说得好：“对于陈先生之学识，之才华，之为人包括品格和献身于学术的精神，正如对于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王国维先生，只能仿比丘、比丘尼之于佛，五体投地。”（《陈寅恪先生及其著作》）文化崇拜与宗教信仰有所不同，所以张先生这个比喻未见得十分贴切。但他道出了崇拜的指向：学识、才华、人品和献身精神，而这正是与一般宗教迷信的区别所在，后者对崇拜偶像本身是没有多少清醒认识的。

　　 记得郑板桥曾自署“青藤门下走狗”，现在有谁坦陈愿当哪个今哲先贤门下走狗？我们本无自尊，但表面的自尊强烈得近乎病态。我们本无真知灼见，但一个个都摆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师架势，满嘴不是体系就是系统，不是关于宇宙的结论就是关于世界的论断，我们的论据一般是别人的结论，我们的结论呢，其实也是别人的结论。我们和别人的惟一不同就是口气特别地大。

　　 我并不以为为大师辩护就是崇拜。挺身而出，今天捍卫这个，明天维护那个，但又讲不出什么道理，或者讲些歪理，那还不如不讲。在我看来，崇拜说到底属于个人内心生活的范围，对外界的聒噪根本不须理会。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你要爱花就爱花，何必老去赶采花的蜜蜂。如果我们内心深处并不真正崇拜什么，只以世俗时尚为个人好恶标准，那你对贤哲的辩护其实和贬损者并无根本差别，甚至还不如后者有意义，人家毕竟敢言人所未言，以爆冷的手法去引来注意，而你只不过随大流起哄而已。现在几乎人人推崇鲁迅，稍有杂音都知鸣鼓而攻，但就在这勇敢的捍卫中我却很少感受到鲁迅精神的存在，慷慨激昂所包装的，常常只是媚权的心态，营私的算计。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其实只有很少一点“鲁迅”，甚至没有。

　　对先贤的维护决不是盲目的吹捧。近读唐德刚先生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对此尤有体认。唐先生为胡适辩护最有力的一点，即在他指出胡适历史贡献的同时深刻阐明了胡适的局限，而且在严肃的批评中表达了深诚真切的敬意。这大致就是我想推崇的一个学人对文化、对先贤应有的崇拜表现。

　　但唐先生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视野眼光一般人似难以企及。唯其如此，大家说话似应更加谨慎才合乎情理。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口气常常出奇地大，特别地趋于极端。对同一个人的评价，十恶不赦和完美无缺常常是由同一个人说出来的，只不过时间与场合不同罢了。

　　振兴文明也好，复兴儒学也好，整理国故也好，重建学术也好，都需从头做起，从小处做起，从自己做起。而做的前提或基础是要有那么一种真信念，真感情，否则也只能流于“炒”。而我所说的信念感情，首先是对我们的传统，包括五四传统，要有点崇拜之情，要承认有很多很多先辈比我们高大而且高明，要像郑板桥那样，把自己先定在小走狗的位置上，不要一开口就想作狮子吼。自打鲁迅先生骂了梁实秋，走狗一词在文人中间就完全没有了富有诗情的正面意义。然而，我想不出有哪个词比走狗更能准确描摹文化崇拜者的神情姿态。就连俄罗斯的契诃夫当年也是甘愿以小狗自居的。这种小狗多了，文化能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