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得胜答《杂文选刊》记者张迪问

● 张迪：首先祝贺您的新著《历史的点与线》出版，鄢烈山先生评价说：“以现代民主人权观念透析历史的点与线，其体察历史真相的仁心与慧眼或可超迈前贤”，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本著作。

○ 魏得胜：好的。首先感谢《杂文选刊》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张迪，接受您的专访，非常愉快。

谈到拙著，我想借用这本书的《后记》来做一个简要介绍。其实，那是写给《往事书系》主编向继东先生的一封信。跟他也是老朋友了，我在信中说：“《历史的点与线》一书，内中有一个别有不同的笔意，即注重历史结构对后世的影响。看下来，这本书似乎在写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其实不然，我只不过在借助历史框架这个平台，来表达我个人的一些个思想，一些个对历史的不同看法。当然我也不否认，这本书是有一条从混沌史到清朝史的灰线穿插其中，但这绝不表明，这就是一本历史考证性的书。还是那句话，通过自己的视角，我在表达，发出我对历史独有的声音。”

● 张迪：李春华先生评论大著，是“一部杂文体的中国史”，您是如何设想用杂文体裁来解读历史的，这样的解读能深入到一种什么程度？

○ 魏得胜：问得太好了。李春华先生在他的书评中，并没有狭隘地去理解杂文的定义。我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杂文应有散文的文学性，又有随笔的针对性，还有它自身的思想性。李春华先生将《历史的点与线》理解为一部杂文体的中国史，正是从这一文本意义上来解读的。

在起初构思时，我就想到了要用我所熟稔的杂文体来完成这部著作。放之四海，我越来越觉得，既往的中国史，有愧于文明古国这么一个称号。而要写好这样一个基调的中国史，不运用解剖刀式的杂文体，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事实也表明，这部书稿一杀青，即受到出版界的强烈关注。文汇出版社的编辑，仅仅看了这部书的目录和简要，就把出版合同寄了来。然而，当他们捧读纸样的时候，却吓了一跳。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这部书一再周折，最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想来这就是胆识了。

你问我用杂文体来解读历史，到底能深入到一种什么程度？可以自信地说，读者至少从我的这本书中，一下就能触及到中国历史的实质。杂文体的中国史，不像纯学术历史著作那样绕，也不像官定历史著作那样具有方向性。许多人怕看上述两种历史书，就因为那些著者太过于装腔作势了，而我的杂文体中国史，走得却是一种创新的路，结构如散文，语言如随笔，思想如杂文。一本书首先要好读，人家才肯买你的书；看了有思想价值，人家才觉得值。这种深入，是潜移默化的，需要时间来回答后面的一切。

● 张迪：现如今的很多杂文作者，既在用传统手法写杂文，又在用传统手段发表杂文，而您在网上有自己的博客，在许多论坛中又很活跃，应该称得上是一位网民，请问您如何看待网络上大量涌现的杂文？网络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 魏得胜： 2004年秋在贵刊主办的全国杂文笔会上，面交许多神交久矣的朋友，其中就有周实先生。他从长春回去后，就约我上真名网。过去上网，也就是发发邮件、查查资料。这一回，我就像一只不由自主的飞虫，一下就被粘到了网上。初发贴子，就有人跟帖，于是瘾就来了。可时间一长，就撑不住了。毕竟是靠稿费生活的人，陪不起呀。

在网络杂文这一块，我想说我这人挺狭隘的。总认为网络不支付稿费，就非得弄点鳌头出来，才算找平。因此才有了受到过攻击和指责的一些网络杂文，比如《魏得胜文存》上的《央视十批判书》，好家伙，南来北往的朋友见了，通过各种形式对我说：“骂得好！央视这帮家伙就该骂！”但也惹来许多麻烦，遭到许多人身攻击。尽管如此，我仍乐见网络杂文的兴盛，因为它的平台太大了，便于拳打脚踢，畅快极了。

总的来说，网络对我的创作影响不大，因为我很少专门为网络而写作。我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冲着纸质媒体来的。

● 张迪：我曾经拜读过你几个系列的作品，如“写意年华”系列，还有关于家庭、关于生活的小品文，当然更包括您一直以来坚持创作的有见地、有深度，血性、尖锐的传统杂文。您做过一系列写作的尝试，我也很想了解一下您的创作理念和对杂文发展走势的看法。

○ 魏得胜：写作上，我是一个富于创新的人。正如彭明榜先生（《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主任）给我的信中所言：“在来稿中看见您的大名和大作，我的眼睛总会一亮。无论那稿子是否会用，我都会认真地逐读，因为我知道您的文字里总有别人没有的一些东西。”（1999.10.24）这话一点都没有夸张，我也不知道自己这种常新因素来自哪里，总之，下笔写着写着就有了新的东西。我常自美，认为这是一种天赋。

说到系列作品，我的确喜欢自设一些写作栏目，而且一出手，大都能得到传统媒体的呼应。1995年，我自行创设过“闲来一笔”，这个写作栏目一经面世，即为全国数十家报纸副刊所接受。首先是《北京晚报》副刊，在“闲来一笔”专栏名下，每周推出我的系列短文3篇左右，前后达一年半之久。随后，《生活时报》、《金融早报》等亦然。几年下来，我的“闲来一笔”一发表就是20万字。有个编辑朋友还为“闲来一笔”总结了12个字：文锋练达，文笔犀利，文字简洁。就是这个不起眼的系列短文，给我带来了雪片般的约稿函。

2000年创设的《另类人生》栏目，也是一发不可收拾，大受传统媒体的青睐。在读书界影响巨大的《书屋》乃至拿出宝贵的版面，分期连载《另类人生》（每期数篇）。贵刊也转载了这个系列的多篇文章。你提到的“写意年华”系列也属于这种情况，但不像前面两个系列那么长久。这是因为，我后来的兴趣几乎全部倾注到历史题材的写作中去了。

至于创作理念，就觉得不容易回答，因为平时我只知道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目标来写作，并没有考虑过什么是创作理念。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回答，创作理念就是把心掏给读者——这话好像是巴金先生说的，我这里拿来，也可以说是我的创作理念吧。

涉及杂文发展走势的文章，贵刊曾转载过我的《得胜私语》和《杂文的走向》两文。最近几天，我正准备写《得胜私语[续篇]》，因为手头的事太多，迟迟没有动笔。《得胜私语》总结的是1996-2000这五年我写杂文的情况：“在这5年间，竟有百余篇杂文因未能面世而最终成为得胜私语。”2001-2005这五年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写的杂文虽然比前五年少了，但仍有百篇杂文未能发表，这其中隐约可见杂文的态势。

总体而言，我对杂文的发展走势还是持乐观态度的。比如《杂文选刊》发行量的逐年增长，从另面说明读者对杂文这种创作形式的期待，已远远超过对杂文产量和质量的期待。当我们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保持就是一种胜利。

● 张迪：据我所知，您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是从公安局辞职而获得这个身份的。“自由撰稿人”意味着扔掉了金饭碗，没有了固定收入。请问是什么促使您走了这条路？

○ 魏得胜：说来话长。记得是在2000年，贵刊发表了我的一个小传，其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这里不妨再说点新东西。

鄢烈山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在接受一次网络访谈时，说我的辞职是一种文化自觉。他说对了一部分。文化自觉是后面的事，觉得自己能靠稿费活下去了，也就坦然一对了。要知道，在1990年代初，辞掉这样一份人人羡慕的公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当时，我是以军人的积极姿态下到地方的，然而优秀的工作能力，换来的却是冷遇和挫折。因此才常常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读鲁迅，领导见了大为不快。恰在这时，省安全厅办公室的头儿知道我是部队机关下来的笔杆子，便三番五次找我谈话。然而我所在的公安局，态度极为不善，放言：“我们不用的人，别人也休想用。”安全厅三番五次的商调，公安局三番五次的阻挠，使我深深感到，公安局的人事没有一点人事，索性回家算了。当然，太太的固定收入，无形中鼓励了我的这一决心。所以，我要借此机会在这里谢谢太太，十多年来，没有她的支持，我是坚持不到今天的。

● 张迪：很想了解一下“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状态，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 魏得胜：总的来说，我是一个浪漫型的人。我不善食，但却注重生活的情调，注重家里的一尘不染和整洁舒适，注重精神生活的质量。这也叫各有所好吧。家里的干红或干白、咖啡，基本是常备，当我一个人在家，尤其不写作而只是读书的时候，我就会斟上一杯干红，边品边读书。那一刻，快乐而满足。台湾思想家殷海光离不开书和花，我则离不开书和酒。鲜花也是我的最爱，但买花总不如买酒那么积极。

● 张迪：2000年起，您已经有大量优秀杂文作品问世，2006年了，您仍旧一如既往且势头更猛。现如今已有很多作者转向不再创作杂文了，更有很多人也只是作为业余或偶尔为之，您却相反。是什么让您坚持了这么久，这是一种怎样的动力？

○ 魏得胜：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了。的确有不少人转向，不再写杂文了。至于我为什么坚持了下来，想来，恐怕与性格有一定关系。你看看，我这人写散文有杂文味，写历史专著有杂文味，写小说仍有杂文味。在写《历史的点与线》的时候，我同时开笔写的还有长篇小说《像个人一样地活着》，上午写历史专著，下午写小说。到得晚上，就把新写的小说读给妻儿听，他们为小说的每一个章节都笑得前仰后合。在这笑声中，我揉进了杂文要素，乃至整个就是一部杂文体小说。我跟一个编辑朋友通信，曾自怨所写的东西，全带着浓得化不开的杂文味。朋友说，你千万不要改变，读者所喜欢你的，正是这一点。我就这样坚持了下来，这种坚持不是被动的，而是秉性难移的那种不可更改。

我的坚持杂文写作，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贵刊以及读者对我一如既往的关注。一个人写出了作品，而没有人去关注，写着写着自然也就没有兴趣了。

● 张迪：您在大作中经常提到您的孩子，您以一位杂文家的敏感看到了这个世界一些丑恶的东西，而在与枣童交流的时候，您又是怎样教育他，让他以什么样的视角看待这个社会的？

○ 魏得胜：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习惯使然，我常在餐桌上，一边看新闻，一边即兴评说。孩子就在餐桌上，我又总爱一吐为快，绕不开他，他也就耳染目濡了。有一次带着8岁的枣童路过一个人潮如涌的街口，费了半天的劲儿才穿过人群。这时，朋友说话了：“中国人真多。”枣童脱口就接了个下句：“但主要都是废物。”这让我和朋友大吃一惊。

还有一次，和枣童在街上看到几个城管员，把一个小贩的菜丢散一地，还用脚给一一踩烂。那位小贩孤苦无助的样子，伤了孩子的心，他对着那些城管员大骂：“混蛋！”

你问我，让孩子以什么样的视角看待这个社会？喏，他都看到了，而且是活生生的现实。在学校，一个学生及其家长平时送礼的多寡，是班主任任免班干部、评比三好生、优秀生的惟一标准，这一切的一切，孩子都是体会得到的。一个社会到了这种程度，做父母的，就是不想让孩子看到丑恶的东西都办不到的。但我相信，孩子童心里面与生俱来的纯美，不是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所能淹没的。

● 张迪：会不会让他读您写的杂文，什么时候让他读？

○ 魏得胜：我的孩子早就读我的杂文了，不是我给他读的。家庭环境就那样，随时都有各地寄来的样刊、样报，他又有强烈的兴趣去剪开那些来信，先是看漫画、看笑话，最后也许会瞟一眼我的文章。看似他不经意吧，实际上他早就留心了。8岁那年的一天，枣童上来就说：“爸爸，我给你讲个笑话吧。”听完才知道，原是我“闲来一笔”中的一节。再后来，枣童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隔三差五就问上这么一回：“爸爸，你是不是写过这样一篇杂文……”才知道，他已经读过我的好多杂文了。

对于孩子，我不介意他读什么，只在意他读了没有，读得多不多。书读多了，视野才开阔，辨别力才强。

● 张迪：您希望您的孩子及他这样一代中国的小孩将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

○ 魏得胜：相信所有的为人父母，都在考虑这个普遍存在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人不是常说“望子成龙”吗？可是许多为人父母，连个虫都不是，却在那里要求孩子成龙，这公平吗？前两天，我把自己十年来的《读书笔记·索引》整理打印，手工装成一本书。无论从封面还是到内页设计，都一丝不苟。太太笑问何以这么认真。我指指一旁做作业的枣童，悄悄说：“你看到那个臭小子了吗？我的行为里有他的未来。”我的意思是，父辈精神方面的影响对孩子的未来至关重要。至于说他们要走什么样的路，路在他们自己脚下，为人父母也就不好预测了。

（载《杂文选刊》2006.1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