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之洛

    著名作家王火，在他的荣膺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继而又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战争和人》的第三部的副页上，刊有完稿前夕和夫人凌起凤摄于眉山“三苏祠”苏东坡塑像前的照片，下面有一段虽说平实、却极扣人心弦的小记：

    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

             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

             书成之日，请允许我用这张合影作为纪念。

这字里行间洋溢着创作丰收的喜悦之情和对相濡以沫的爱妻的感激之情，浓重得令人读罢心头久久萦绕着一股甜甜的暖意。

情隔天涯

    王火难忘四十九年前的那个春月夜。

    那是一个风雷激荡的时代。一方面，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倾在旦夕；一方面人民革命风暴摧枯拉朽，势如卷席。那是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不久后的夜晚，他的恋人、未婚妻凌起风紧急约会他。显然这不是寻常的约会。虽有明月当空，却决不是寻常的花前月下。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助教的他，与地下党保持着联系。他是从繁忙中挤时间来践约的。然而。她告诉他的，却是迫于万般无奈，要随父亲去台湾。这消息令他震惊、难受。正在满怀激情迎接光明的他，怎能割舍心爱的人儿随着黑暗远走天涯!

    他俩挚爱之深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也可以说他们是一见钟情。但那一见只是契机，只是种下爱的种子。而爱的发芽、勃长、成熟，还在于长期兄妹、密友似地往来、接触，加上双方父母间的培育、助长。试想想，像这样既十分新潮，又很是传统的恋情，爱的土壤该有多么深厚!

他俩的第一次见面是1942年。那是偶然的不经意的。

只身历尽艰险。因抗日战争从沦陷的上海来大后方求学的他，在四川江津听说父亲的好友、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凌铁庵也在江津。他是很敬仰这位凌仁伯的，不仅因为凌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更为凌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还热心为抗日奔走尽力。他特地赶到扛津东门外的“鼎庐”去拜望凌仁伯。就在这里，他见到了凌家最小的女儿凌起风。他是年刚十八、聪慧多才的英俊少年；她是豆蔻年华、娴淑亮丽的娟秀少女。这两颗年轻的心的最初碰撞，就悄然生出一种默契，是不是爱或许当时他俩自己也不很明确，但他俩内心在萌生着一种渴望，一种常相见，常相厮守的渴望。抗日胜利后，凌、王两家都回到上悔，王火和凌起风也能常相聚，于是爱情也与日俱增。加之起凤的父亲和家人很赏识王火，王火的父母也很喜欢起凤，这就使这对原本自由恋爱的情人，很自然地引入传统式的婚姻。

1948年，王火的母亲正式提出王、凌两家结亲，让这一对年轻人订婚。然而，定情信物刚刚相互交换了，她却要远走天涯．这叫他感情上如何接受得了。

    不过，惯于宽人律己的王火是能理解起凤的。她年过花甲、双目失明的父亲需要她这个小女的照料。她何尝舍得离开王火，赏识他的凌世伯又何尝愿意破坏这两个年轻人的幸福?国民党元老的他，高兴地将自己珍爱的小女的命运，交付给这个追求进步、紧跟共产党的年轻人，就是他政治态度的开明和对年轻人的最大宽容。但他毕竟是国民党的元老，种种的羁绊使他只有带着自己的妻儿远走这条路，他也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但他终于这么做了。

    约会是急促而短暂的。分离也不是愿和不愿的问题，他俩只能在依依难舍间互表心迹：

    “记住，我写信你就回来。”他说。

    ”好，我就回来。”她点头答道。    ．

    “永不变心！”他紧握她的手，这样说。

    “对，永不变心！”她这么答着，将他的手握得更紧。

“两个都要！”

    转瞬间两年过去了。国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火个人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解放后，他调离了大学教学岗位，先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接着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创办《工人》半月刊，并任副总编辑。他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工作干得很出色，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但27岁的年龄也给他带来新的问题：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年轻领导，周围的妙龄女性能不倾慕?热心的领导和同事能不关怀?

    关于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王火同志的个人问题，被提到领导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一位热心的同志被授意来找王火谈，还好心地介绍了一位既受群众倾慕，又得王火敬重的女性。王火感激之余万分惶惑。他恳切地表示真诚的感谢，也坦诚地说明自己早有未婚妻，她现在台湾。这回答在旁人听来，无异于是“天方夜谭”。那时台湾在人们的印象里，简直就是天涯海角。在台湾的未婚妻能算未婚妻吗?王火却执着地回答：我们说好了的，永不变心。她答应接到我的信就会立即回来的。有人怀疑：到了台湾，怎么能回来？王火坚定地说：她是一定会回来的，因为我们的爱是坚贞的。好心的人劝王火：既然这爱情是不现实的，还不如干脆一刀两断。王火摇头：我们的爱情是纯洁的，是刀斩不断的。

    这么一来，王火的婚恋很自然地成了领导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但领导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持“男女婚恋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关系”观点的人，自然是“左”得出奇的，认为王火对爱情的态度是资产阶级的，是立场问题：这是一顶十分吓人的政治帽子，因为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这对王火无疑是一种政治高压：柔静的王火，骨子里却有铁一般的坚定。他十分实际地评估着自己：对革命是忠贞不贰的，对爱情也是忠贞不贰的。他认定凌起凤是纯洁、向往光明的；从她的表现也可以说明她是能走向革命的。他觉得他的爱情与革命没有矛盾。所以在那位“左”同志专门找他谈话，并严肃地问他“是要爱情，还是要革命”的时候，他坚定地回答；我都要!

    这回答令那位“左”同志十分愤慨，拍着桌子训斥他。但也有更多通情达理、极富人情味的同志为他对爱情的忠贞所感动，也相信他对革命的忠诚，最后，单位的主要领导同意他的想法：想办法争取她回来。

大海铺就光明道

 1952年的3月，是凌起凤心绪最不宁静的时刻。她心海里的波涛，是未婚夫王火从上海通过香港的朋友转寄给她的一封封情书所掀起的。这些接连不断的信件，都反复地叮嘱着一件事：你快回上海来吧!

    “接到你的信我就回来!”这是她对他的许诺。这两年来，她虽身居台湾，但心里却始终牢记着这誓言般的话。收到信后，她也恨不得立刻飞到自己未婚夫的身边。只是愿望归愿望，做起来很不容易。当时虽说她在台湾“监察院”于右任手下工作，但主要是照料自己双目失明的老爸，上下班可以不定时。首先要离开年迈的老爸就是她难以割舍也羞于启齿的；再就是当时台湾控制人员外出十分严格，手续十分繁琐，很难预料自己能不能走成：更何况当时大陆正在进行“镇反”运动，港台报纸上有不少夸大失实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她对自己能不能回到上海工作也没有把握。这些揪心牵肠的思绪，使她痛苦不堪。

    慈祥的父亲虽说眼盲，心灵里却早早感应到女儿内心的苦痛，也洞悉这苦痛之源。把小女视为掌上明珠的老人，不忍女儿独自承受绵绵的忧愁，使用言语逗引女儿谈心事，终于知道了王火来信要她归去的事。老人并不感到意外，在离开上海的前夕，他就知道女儿和她的未婚夫的盟约，他是理解女儿也很赞同女儿的盟约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女儿已到青春盛期，他心里越发焦虑。王火来信是他早就料到了的，也有过种种的思考，他爱女儿，也很喜爱王火，他只希望这两位可爱的年轻人幸福美满。他只能促成这一婚姻，而不能毁坏这一婚姻。他恳切地对女儿说：“起凤，你应该回去。你是个单纯的女孩子，没有政治色彩，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紧的。为了你的幸福，爸爸让你去。你放心，这里有爸爸料理，也不会出大问题。只是于老伯那里你得说明一下。瞒他不好，一走了之更不好，你还是找个机会听听他的意见。”

    4月的一天，于老伯的副官来说：“院长有事请凌小姐去!”她去了，原来是大书法家的于老伯为她写了一幅字。他说：“也许你喜欢诗词，但我写了一段话给你，勉励你!”这幅字连署名一共39个字：

庶华（凌起凤原名)仁仲正之

           光绪—十八年七月    孙先生在西医书院

           毕业各科学业成绩大部分都是满分

                                  于右任

   

于老伯见她珍惜地接过字后，又语重心长地说：“我是勉励你好好学习，年轻人嘛”

    这正是一个说话的好机会。凌起风在对于老伯表示了感谢之后，便说：“于老伯，有件事我想告诉你，父亲让我听听老伯的意见。”接着她详细讲了事情的原委。于老伯既是她父亲的至友，又熟知王火的父亲。王火的父亲曾做过他的秘书长。他听罢她的陈述，点头默然，半晌叹道：“多少人家都不团圆啊!”接着又说：“回去安全没问题吗?”他想起父亲的话，回道：“我想没问题!”他听罢没有表态，只是闭目沉思。她明白，以他的身分和地位，他是不好明确表态的。他的沉默，就是没有反对，就是一种表态。果然，在她告别的时候，他伸出手来。这是十分特别的，平时他是从不同她握手的，这温暖的握手就是一种关怀，就是一种赞同的握别。

    很快，凌起凤就登上了去香港的海轮。大海为她铺就了一条幸福、光明的大道。

     五角钱证婚

    凌起凤终于经历重重困难，顺利地走过罗湖桥，回到阳光明媚的新上海。

    王火更是喜不自禁。心爱的人儿终于回到身边，才开始的新生活更会注入新内容。他俩心愿终兑，很快就结婚了。如今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50年代之初的婚礼之简单朴素、新颖而极富时代特色的。他俩到上法院花五角钱证婚，而后举行婚礼。穿着灰布列宁装结婚．对过惯上层小姐生活的凌起凤来说，无疑是一次革命的洗礼。没有婚纱．没有凤冠，也没有酒宴，只有茶水、喜糖和同志们发自心扉的祝愿的笑。这是她出自心坎的选择，她没有怨言．只有欢喜和幸福。她很快同王火一起调到北京，并被分配了工作，成为人民政权的一名女干部。这完全证实了她父亲“回去不会有安全问题”的预料，也使她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政策的温暖。

    永恒的忠贞

    匆匆46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这一对当时被认为是关系十分复杂的夫妻，是怎样度过的呢?王火自已是这么说的：“我同凌起凤的结合是经历了十分曲折坎坷的路途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互相珍视爱情的缘由吧!”“我们40多年间从未吵过架或红过脸。”他对妻子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他说：“为采访、写作，我经常离家，经常熬夜。一个家，两个孩子，里里外外，全都由她承包了，从没有过一句怨言。我对她说，我的一切作品都该署上你的名字。”这正是他那句“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的话的极好注脚，也是他们忠贞爱情的具体表现。

    对爱情忠贞不贰的王火，对革命也同样一片忠心。四十多年来，无论是在艰难的时日，或是顺利的年月，他都是用坚定的行动实践自己既要革命也要爱情的“我都要”的誓言的。

    几十年来，王以忘我的工作来表达对党对革命对人民的忠诚。他在任劳任怨、忘我工作之余，潜心文—学创作，以600余万字的作品奉献给人民。其中有长篇小说10部，中篇小说21部，短篇小说80篇，电影文学剧本4部，散文集3部。他的长篇《战争和人》三部曲，汁161万余字，其中近60万字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经历了挨批受斗，失落原稿，十余年后，又以坚强的毅力重新写出的曲折过程。后两部的百余万字(山在虚无缥缈间》和《枫叶荻花秋瑟瑟》)，又遇到左眼失明，右眼玻璃体浑浊的视力困难，然而他终于以十余年之艰辛，为革命文学宝库贡献出一部煌煌然的精品力作。而他的左眼失明，又是为了跳下石灰深沟去救一个小女孩受伤所致。其时，年近花甲的他正担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党组书记。他对革命、对人民的爱由此可见。

    从爱情，到革命工作，王火都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忠贞。这忠贞发自内心，出于自觉，是一种根植于教养、信仰的自为行动，完全可以相信，这是永恒的，是一种永恒的忠贞：我以为，称王火为“德艺双馨”，他是当之无愧的。

                                                

责任编辑  李基泰

责任校对  德生  责任照排  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