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不难于知道当年北大两教授的一次作文造假，那是1918年3月《新青年》上署名“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但，世上本无王敬轩，他是北大教授钱玄同化身的假名。在这个名头下，文章对新文化运动肆行攻击。然后由北大另一教授刘半农撰文批驳。钱刘之间的这一表演被称为“双簧”，作为曲艺一种，双簧是一人表演动作，一人藏在身后或说或唱。这样的说唱叫“假唱”，蒙蔽天下的假唱今天已屡见不鲜；不曾想，当年引领文化风向的人，也曾作过另一种形式的假唱。

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往往不能轻信。在文化保守主义面前，新文化运动最终大获全胜。文学史家郑振铎在叙述那个时代的文学论争时说“在那样的黑暗的环境里，由寂寞的呼号，到猛烈的迫害的到来，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兴奋与苦斗之中生活着。”黑暗、迫害、苦斗，这样的叙述符合历史真相吗？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打压，郑的叙述至少不诚实。一个世纪以来，恰恰北洋时代才是政治基本不干涉文化的时代。1919年陈独秀自己就表示：新文化“政府并没有干涉”。非但没有干涉，相反，它还赞助了新文化。1920年元月，是北洋政府下令全国中小学逐步取消文言文，白话文从此走进中小学课本。

没有迫害，但有寂寞。新文化人实在太寂寞了，1917年头，胡适陈独秀轮番声张文学改良与革命，一年下来，几乎没人陪他们玩，连个像样的敌人都没有。就连真正反对他们的林琴南，也是不反白话，只反白话取代文言。寂寞生非，此刻《新青年》需要制造敌人，以张声势，否则，这场运动就没有个运动的样子。于是，钱刘两教授合演双簧，制造了王敬轩这样一个假敌，让他漏洞百出地攻击新文化，再让刘半农来一层层笑骂剥皮。造假的痕迹如此明显，排版时，王敬轩的信是囫囵一篇，并未分段。但在刘的复信中，对方分明是八个自然段，刘乃逐段以驳。这样的推测未必不成立，王敬轩的信其实是分段的，但发排时为了显示文言的泥古迂执，故意眉毛胡子一把抓，通篇还仿用旧式圈点，密密麻麻，让人看的透不过气。

这是刘半农复信时的不打自招：“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新青年》不但推广新文化，而且喜欢斗争哲学。本来，你声张你的主张即可，但是，它需要敌人来为它扩大影响。没有敌人就假造一个，结果假敌人引来了真敌人，这就是可怜的林琴南。且不说林琴南比新文化更早地推广白话，陈胡文章发表时，他也不过表白了自己的观点“论古文之不宜废”。不废古文并非反对白话。但出于学术私怨，是新文化的一些教授把桐城古文视为死敌，开篇即骂“桐城谬种”，及至炮制假敌时，林琴南又是锁定的目标。王敬轩故意抬出林琴南，让刘半农将其丑恶化。今天我们只知林琴南丑化新文化的《荆生》与《妖梦》，却不知他首先是新文化的受害，然后才反噬。制造敌人的结果是新文化和旧文化彼此劣化。但从人格、道德上看，却新不如旧，至少林还为他的小说公开承认骂人有错。他是被两位失德的教授用阴谋拉下水的，但治现代文学的已故教授吴奔星在正面意义上，称钱刘之举为“引蛇出洞”。是的，引蛇出洞，多么丰富的历史联想，然而，喝五四奶长大的生辈，运用之妙，显然比乃师更胜一筹。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有很多文化不良：谩骂、造假、一元、独断、不讲道理却嬉笑怒骂，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果如推究，新文化即青苹之末。姑以目的/手段论，两教授不甘寂寞想进一步光大新文化，那是你的权利；但你不能用造假的手段来蒙蔽天下。胡适当时便不以为然于“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他的方式是请文化保守方面的学生上《新青年》发布反对意见。当时有留美学人也反感这种“伪造”方式，认为会毁了新文化的“信用”。但某些新文化中人若非没有信用观念，便是认为目的就是一切，手段微不足道。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意图伦理”。该伦理目的至上，它为了某个它认为正当的目的，便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这样的事例太容易见到，君不见，为了“国家形象”，就可以制造假唱。假唱蒙哄世人，但制造者冠冕堂皇，这是为了国家形象。一个糊里糊涂的怪圈，居然还有不少糊涂的人认同。意图伦理让我们意识不到，造假本身就是最坏的形象。

而今处处“王敬轩”。当年新文化造假的示范作用相当恶劣，对此，我们至今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可以盘点，新文化到底给我们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带来什么样的风习，抱歉，我的评估是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