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结束后，《北京日报》发表有《我们正大步走向公民社会时代》的对话，参加对话的有四位学者。他们谈论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公民意识。读过文章，发现其中有学者对公民意识的谈论存在一些问题。

这是其中一位对话者的表述：“公民意识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由一连串实际行动串联起来的。表现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公民意识，概括地说包括主人翁意识、责任意识、国家荣誉意识、自由表达意识、尊重差异学会包容意识、无所不在的绿色环境意识，等等。”

什么是公民，应该说这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公民不仅是一个自然人，而且拥有国家法律赋予或保障的各种政治权利。没有这些权利，你可以是一个国民，但不是公民。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不到18岁因而还没有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他就不是公民。另外，一个罪犯，他在服刑期间被剥夺了各项政治权利，这时他就不是公民，但他仍然是国民。在上述学者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公民和国民这个两个概念交替出现。看来，其中有学者认为这两者可以是等同的。这就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异。

以上引用的段落，尽管例举了一系列的公民意识，却缺乏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即权利意识，尤其是政治权利意识。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我们可以不谈公民只谈国民，那些被排列在前三项的意识，恰恰就是国民意识。从1949年之后，我们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和意识，而不必等到今天的奥运。就奥运本身而言，它是一次举国体制的国民奥运。参与者，包括志愿者，甚至观众，是以他的国民身份而非公民身份，因为这里不需要显示他的政治权利。

那么，公民的政治权利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权利呢。为了方便，这里不妨取用当年孙中山的说法，他把公民政治权利具体化为选举权、被选举权、创制权、否决权和弹劾权。可以看到这些权利俱围绕国家政治生活而展开。当然，这些权利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得到兑现，民主体制才会有这个对话题目中的“公民社会”，前民主社会只能说是努力走向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本身的含义，就是指和政府政治权力相对应的民间的政治权利及其运用。根据西方民主国家和东欧民主转型国家的经验，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由于这位对话者并不清晰公民意识，因此他举了一个无以说明公民意识的例子：“这次奥运会再一次搭建了显示公民意识觉醒的平台……，获得女子柔道57公斤级铜牌的许岩赛后说：‘感谢纳税人对北京体育事业的支持。’这或许是年轻一代公民意识觉醒的有力证据。”此据差矣，一声感谢与公民意识何关？对该运动员来说，这是一种谦虚意识，尽管她说的是实话。

如果让我就这个例子来谈公民意识，那么我要质疑的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全国纳税人的钱，以举国体制的方式办奥运。奥运是纯粹的竞技体育，我们更需要的是全民体育。纳税人的钱应该广泛用在便于全民体育的公共设施上，而不是如此集中地用来打造金牌。应该说，奥运夺金之时，很多媒体评论对几十年一贯制的举国体制的究诘，才是真正的公民意识。

简言之，对话者声称的“责任意识”，如果改为权利对权力的问责意识，方吻公民意识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