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近日报道的“深圳试水社团‘无主管登记’”是有利于公民社会形成的一个利好消息。长期以来，政府对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社群组织，一直实施双重管理体制。如果你要结社，必须先找一个主管单位挂靠，然后才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否则，民政部门拒不受理。如果你因没有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却又自行组织活动，理论上你已经沦为“非法”。于是你的头上始终吊着一柄随时可以落下来的达摩克利斯悬剑，亦即你随时面临着因非法而被取缔甚至被执法的可能。 

　　比如，元月21日，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在京揭晓“2009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其中第九件就是“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受处罚”。处罚的理由是它偷税142万元。其实从这个社团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不是一个营利性的组织，但，正因为它的组织者是民间人士，找不到（或没有）主管单位让其挂靠，因而无以在民政局合法登记。结果它不得已只好到工商管理局去注册，这样它就被迫变性，成了一个社会营利组织，因而产生了所谓巨额税费之类的问题。它所以被入选十大事件，就在于该事件曝露了社团登记的国家双重管理体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它既无端增加了各类非营利性社群组织的法律风险，又妨碍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 

　　中国公民社会是09年底以来舆论界的一个关注话题，从《半月谈》《时代周报》到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等，多家媒体和研究机构不约而同纷纷评选有关公民社会的年度事件，这本身就表明公民社会不可遏止的生长态势。在我看来，公民社会的构成是由公民自愿组织的各种公民性或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即“非政府”。此即公民社会的空间，就是公共领域中除政府权力范围之外的空间；这一空间横亘于政府权力和私人权利之间，是这两者间的一个宽阔的交往地带。任何一个自由社会，在政府和私人之间都必然存在一个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这个空间中，自由的价值体现就是公民结社自由。 

　　公民结社自由在宪法中是和公民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并置的一种公民基本自由。自由的基本含义即指权利不受外力强制的状态。结社作为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如果我们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出于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担心，并想在这方面做些环保方面的志愿工作；那么，按照宪法，我们到国家民政部门去登记就可以了，这就是结社自由。可是，事实不然，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有社团须先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再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另外，条例对主管单位又有明确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 

　　今天看来，这个社团管理条例与宪法精神未相吻合（用宪法学的语言是“违宪”）。长期以往，我们在社团问题上是照管理条例办而非照宪法办，于是，宪法就成了或仅仅成了一张贴在墙上的纸。这次，深圳试水推行无主管登记，显然具有制度改革的意义，其意义首先就在于它自觉突破条例而照准宪法，从而真正落实公民自由结社这一宪法权利。在一个制度改革的时代，改革到底改什么，或许会有不同看法，但我希望这一看法可以形成公识，即改革之首要，就是要改掉或革去现存制度中那些与宪法和宪法精神相违的一切。因此，我也愿意在示范的意义上，肯定深圳这一次社团登记的制度试水。 

　　公民社会是公民自治的一种方式，公民社会中的公民组织是也应是自治形态的。现行登记制中的所谓主管，其主体必须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授权组织，这无非是在公民自治之上加了一把权力的锁。用权力锁住权利，不但是对权利的遏制，也是权力对自身的不信任。在一个法治社会，能够对公民社会及其组织形成制约的，不是政府权力，而是法律。只要法律完善，政府就不必更无权在登记上对社群组织控制于前；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公民之间的结社自由。当然，这次深圳的无主管登记试水，所试对象仅限于工商经济、社会福利、公益慈善这三种性质的社会组织，而非面向其他性质的所有公民群体。因此，希望深圳方面打开无主管登记的大门就不要关上，而且尽快向各种其他类型的公民社群开放。这里最好有一个切实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以便有计划地把这项工作推进下去，从而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加油、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