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广州市旧城更新改造规划纲要》，接着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两者接踵而出，本身就是对以前野蛮拆迁的否定。但这两个文本亦各有可质疑处，比如前者的2/3说，后者则扩大为90%。对权利而言，凡是可质疑处都不能轻易放过。

所谓2/3，是指广州纲要中，旧城改造拆迁，如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的户数达到总户数的三分之二，政府就可实施强制拆迁。这一内容在国务院的条例中表述为：“90%以上被征收人同意进行危旧房改造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方可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未达到90%被征收人同意的，不得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两相比较，后者的表述更趋近合理，前者则会留下继续野蛮拆迁的隐患。

被拆迁人2/3同意就可以连带那1/3的人也被迫同意，看起来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拆迁民主，但，这并非广州的新创，其他地方早就有过了。07年北京酒仙桥地区危改拆就是用投票方式来决定，揭晓时，2451票同意，1228票不同意。当时我一位朋友称赞这种做法（比照长官意志式的拆迁），为这称赞，我还特地写过一则评论《私人生活要自由，公共生活要民主》，指出拆迁民主是把民主用错了地方，用到了自由的领地，这是民主的误导。这次广州市的2/3同意也是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决策民主，但问题是，它依然侵害了剩下来1/3人的权利。不过这里侵害的不是这1/3人的民主权利，而是他们的自由权利，比如产权自由、迁徙自由和交易自由等。

民主的2/3和自由的1/3，当这两者冲突时，我们站在那一边？尽管自由与民主，作为价值，都为我们所需要；但价值与价值之间，并不和谐，它们经常会产生内在的紧张与冲突。因此，当它们一旦如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首先需要考量的，就是民主与自由的价值排序。在源发于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谱系中，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表述，即：自由优先于民主。它的更进一步表述是：民主所以被需要，本身就是为了保障自由。关于自由与民主，中国第一个介绍自由主义的学者严复，曾用传统文化中的“体用”概念作过极为精当的阐发：“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体”为根本，“用”则工具；因此，在自由面前，民主只是一个实现自由同时保障自由的工具性范畴。这其中的道理不难明白，人的生活需要自由（否则就是被奴役），但，自由作为权利，权利与权利之间会互相侵害。这时权利就需要一个保障性的机构出现，这就是政府。政府经由民主产生，它之产生正是为了实现所以需要它的保障功能。因此，当自由与权利互文时，某种意义上，民主只是它的卫护士。

然而，吊诡的是，权利互侵，需要一个民主的政府加以保障；但民主作为权力，本身又更容易导致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这是自由主义的方略，不是否定权力、取消政府，而是推行宪政，对其加以限制（即法律上的限制）。法治的精义就是保障个人自由，由它对权力当然包括民主权力的限制，就在于划清民主与自由的界限。如果民主是一种公共权力，自由只是私人权利，这个界限就在公/私之间，它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公权不能逾此而进入私人领地。即以广州拆迁纲要为例，旧居虽旧，也是私人产权，正如哈耶克说：“一个人的住宅乃是他的堡垒（或指不可侵扰的退避所，castle）”。就其不可侵扰而言，英人有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但，国王不能进，民主就能进，2/3就能进？何况，民主就是点人头，而人头是不难于被操纵的。从权力的本性看，民主也是个会噬人的“利维坦”，一定要清晰它的权力边界。即使民主决策，亦不可就私人权利实行“多数决”。私人权利乃为民主权力之大限，在这个领域，民主请不妨走开。否则，民主势将变为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的暴政”。

回到上面两个文本，广州文本的危险在于，2/3的民主战胜了1/3的自由。然而，实在找不到任何合理性来证明有了2/3就可以强拆1/3；这就好像2/3想吃肉，1/3就不能吃青菜而必须陪着吃肉一样。相形之下，国务院的文本就没有这样的语言暴力，90%不是强拆的理由，而是可以对这一片房屋作出征收的决定。但暧昧在于，那10%不同意征收，怎么办？条例没有具文，是不是也可以强拆。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落实到各地执行时，各地为什么不可以横向援引广州的纲要。因此，广州的“强拆”语言一定要改，国务院条例则应当进一步表明征收但不能强制性征收。

就征收，不妨给权利留下一些和权力博弈的口子吧，这对我们长期以往权利的萎缩状况来说，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