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发言人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协话语权的定义不只是发言权”，读到这里，我不禁打量“话语权”三个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权呢？在汉语环境中，“权”这个词可以走往两个方向，一个是权利，一个是权力。这两个词音读相同，但含义相反，表述时很容易混淆。比较之下，英语便不存在这个问题，权利和权力，能指截然不同，前者为right，后者是power。那么，政协的话语权是right呢，还是power，正琢磨时，答案已经出来。原来，该发言人前此在面对记者提问“中国政协有什么权力”时，有过这样的回答：“政协的最大权力是话语权”。

话语权是权力还是权利，政协的工作是权利还是权力，乃至权利与权力本身，应该说，这些都属于公共知识的范畴。可是，在公共领域中，它们经常被混淆，因此，有必要厘清其内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所谓话语，说白了就是说话，就是发言，或者书写。即此而言，话语如果需要以权相称，它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作为人的基本需要的自然权利。那么，话语是否可以成为权力呢，这需要分析。英语中的权力是power，它的基本义是力和力量，权力的含义则由此导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话语权事实上是存在的，比如老师之于学生，因其职业的需要，就拥有话语的权力（例子是我要求学生作业，学生必须完成）。他如医生对病人，警察对嫌犯，师傅对徒弟，上司对下属，甚至小区门卫对访客等，不一而足。但，如果这样的话语权大体与工作、职业、职务等有关；那么，一旦转入人类的公共生活或公共领域，话语本身则只能呈现为权利而非权力。进言之，公共领域事实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可以拥有话语权（力）的机构。

至于政协，以提案为话语，你说这是权力，还是权利。很显然它是后者而非前者。权力具有直接有效的支配性，否则不成其为权力。考以政协，看不出它具有让政府必须执行它的意志和提案的强力。不错，可以说一个政协委员的话语比我的话语更具有“权威性”，但，权威性既可以是权力的，也可以是权利的。比如清末立宪运动中的梁启超，发表了大量的宪政言论，在当时海内外，都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但，他的权威显然形成于他的言论权利而与权力无关。至于“政协的意见，执政党重视，政府重视……”，在我看，这恰恰是权力对权利的重视。如果自身就是权力，也轮不上对方用“重视”一词。因此，政协的话语权归根到底是权利的“权”，不是权力的“权”。只是相较于我等草野中人，政协委员的话语权表现为一种优先引起权力重视的特殊的话语权利而已（所谓“虽不尽施行而常见优容”者也）。正因为此，我要郑重向政协委员进言，负好你们的言论责任，努力掌握一些公共知识，以免清谈误国。像这次有委员提议，关闭社会网吧，交由政府来办。这是要让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路重回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如此话语，也太不着调。

既然从知识学的角度，政协的话语权属于权利，由于政协属于政府，政府又是权力机构；那么，政协的权力定位在哪里，就是一个需要再考量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话语权不但不能成为政协的权力，也无以成为任何一个政府机构的权力。现代政治文明架构下的三种权力，属于议会的是立法权，属于法院的是司法权，属于政府的是行政权。当年孙中山不甘简单模仿西方，推行五权宪法，其中来自中国传统的两种权力分别是监察权和考试权，但也未见一个单独拥有话语权的权力对象。这个对象无法存在，因为话语权悉数体现在各个权力系统中的上下级关系上，谁也不能把它推广到工作以外的社会公共领域。比如美国总统可以对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行使话语权；但，出了白宫，他可以对大街上的任何一个公民行使这种权力吗。公共领域，一头是权利，一头是权力。权力需要实在的支配对象，那么，政协的话语权是支配公共领域中的权力呢，还是权利。前者不可能，后者不应该。就前者言，权力的分配原则在横向上是彼此制衡而非彼此服从（除非专制），因此没有哪一支权力会服从这个专门提供话语的权力对象，它谁也支配不了。就后者言，话语本身就是权利，应该留在民间与社会，当做自由之一种，甚至用它来批评权力。假如它可以成为权力，不但无以支配拥有实际事权的行政权，倒适足以对民间的话语权利形成遮蔽。

最后，我的疑问是，如果“政协最大的权力是话语权”其实只是一种权利的话；那么，再回到“中国政协有什么权力”时，不难发现，政协作为政府权力机构之一，连它自己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如果政协找不到自己应该行使的权力是什么，我作为一个国家纳税人就不免要想：花那么多钱啊，我养它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