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睢宁县政府网站发布万言回应书“能听睢宁说句话吗?”，介绍了《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的出台经过，并呼吁社会各界在给予关注的同时，能呵护和支持地方的改革探索。显然，睢宁县政府将此举视为改革举措；但，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称为改革，它甚至有可能是一种反改革。
首先，这个文件出台的合法性哪里，就是一个问题。大众信用说到底是个人信用，该问题本不在政府工作范围之内。道理很显然，大众或个人用赋税构成政府，是让它为自己工作，不会雇它来管束自己，包括自己的信用。至于它在总则第一条中说：“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那么，它是否可以指出国家哪条法律法规授予或支持它出台管理个人信用的条款。这是政治文明的公识，政府权力来自宪法授权，同时行政作为要符合宪法精神。可以说，睢宁的做法无法找到法律层面上的支撑，而且这一举措也触犯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诸多权利。即使它自己认为是改革，但，任何改革都必须约束在法律的框架内。在依法行政这一点上，睢宁县政府做到的，只是提及，但压根没有顾及。
另外，睢宁县政府出台的这个办法，在指导思想上就很成问题。还是第一条：“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增强全社会信用意识，把‘守法、守信，向善、向上’作为公民的基本行为规范……”这里，一会儿道德，一会儿法律，按照该县征信办主任的说法，还要“让法与德无缝对接”。可是，法，是法院的事，不是政府行政分支的事；德，更是民间自己的事，与政府的各个分支都没有关系。公民犯法有法律解决，姑不论；莫非政府可以介入本来属于社会甚至个人的“德”的领地吗。现代国家，其文明标志之一就是政府只问“政”而不问“教”，此即政教分离。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前此于它的皇权社会和教权社会毫无例外是政教合一的。个人道德，属于道德教化范畴，它非但不是政府的行政对象，而且是政府在权力自律上的不能染指之地。
可是，该县政府恰恰在自己不应亦不能的地方抱有雄心。姑不论当地民德如何，该县县委书记说：睢宁是“双严管”，不但要严管干部，也要严管民风。严管干部乃本职所司，怎么严苛都无妨。可是，严管民风，政府权力就大幅度出位了，它更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民风率由民德而构成，巡览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会用行政手段整治民风或民德。假如当地民风有问题，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整治官风，以官风影响民风，却不能将民风行政化。中国社会向有上行下效的传统，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假如该县民风不好，以致要官府严管；那么，首先就要看它官风如何，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睢宁县这套信用管理系统虽然顶戴着改革的名头，但，从实际情况看，它非但不是改革，而且是改革前的回潮。改革之前，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全权性质的社会（Totalitarian society），政府权力可以伸向社会每一空间甚至是私人生活空间。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其努力之一，就是权力逐步从社会的许多空间中退出，让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私人的归私人。今天，权力与权利的边界在理论上已经逐步清晰；可是，这套信用系统以大众信用为名，让权力大幅侵入个人信息领域；不但几乎是全方位地征集，而且在它认为良与不良之间，以行政方式作法律之外的赏罚管理。这实际上是一种与文革前“政治全权主义”不同的“行政全权主义”。谓予不信，可以请看睢宁官方“让法与德无缝对接”的解释：在有些社会管理中法不能“束”起来，德又“规”不住，那么能不能在法的螺栓和德的螺母之间加上一个垫片，这个垫片我们认为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可见在睢宁官员眼中，法在政府手里，德也要由政府掌控，如果这之间还有空隙，行政手段就是填补的垫片。总之，权力在管理这个社会时，丝毫不能留下任何缝隙。这不是全权主义又是什么。不得不说，这段话和这个比喻，对全权主义的“全”，作出了相当准确的解释。
因此，这样的改革如果可以称为改革，那么，这个社会将被推往什么方向。
注：文中“全权主义”，即极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