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这辆货车的是被拆迁农民刘大孬，当该地政府出动数百名拆迁人和数十辆执法车、消防车、救护车、警车以及多辆挖掘机准备进村时，是这位农民驾着他的车挡住了对方进村的路。当村民们围着这辆车与拆迁队伍激烈地交涉，这时，“在现场指挥的十八里河镇党委副书记陈慧军手持扩音器一声令下：一组二组上”。于是，血案三部曲拉开了序幕。一、拆迁人员得令后开始拿砖头砸车，车前左侧挡风玻璃被砸碎。二、几名拆迁人员用拳头击打刘大孬的左肩，意欲把他拉下车。三、激怒了的刘大孬喊了声“村民们都让让”，随即发动货车，向前撞向拆迁人员。这是一个血案，但，该血案过程中的因与果、主动与被动清清楚楚。只是在官方通稿那里，它被因果为“劝说-撞人”；两篇报道对比，谁是谎言也清清楚楚。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就突然与人拼命，这不符合人的行为最常见的模式“刺激/反应”。固然，刘大孬的反应从法律上看，无疑是过激的；但，首先是他面对的对象过激在前。因此，应当对这一起血案直接负起责任的，不是别人，首先就是身为现场指挥的镇党委副书记陈慧军。

　　从瞭望报道来看，以刘大孬为事件焦点的南刘庄村民们，他们在事件当天拒绝拆迁的行为，具有无可置辩的正当性。拆迁事发当天，“因对补偿安置方案存在异议，绝大多数村民没有签订拆迁协议”。在协议都没有签订的情况下，当地政府那天的拆迁行为可以定性为“非法拆迁”。如果对方的行为是非法的，甚至是强行的，村民们为护卫自己的合法财产而采取的行动则具有正当性。就此而言，刘大孬的撞车行为，应当视为“正当中的过当”（一是他的房屋面临非法拆迁，二是非法拆迁人员先行对他使用暴力）。另外，该地政府不但是非法拆迁，而且同时是“野蛮拆迁”。报道中的一个细节不应忽略，在他们的车上：拉着一捆“有锨把那么粗”的木棍。这木棍不是拆迁工具，它的用途和那救护车的用途都不言而喻。虽然木棍还没派上用场，但，野蛮拆迁，不仅表现在他们有备而来和志在必得的未遂上，更直接表现在还没拆迁便用暴力开场的打砸行为上。刘大孬应该清楚，如果他不发动引擎，那个场面下，一旦被拉下车，等着他的是什么。因此，他的撞车其实是迫不得已的自卫，当然也是反抗性质的自卫。

　　血案既已酿成，而且酿成了刑事。如果需要反思，南刘庄村民们无可非议，他们没有任何做错的地方。即使刘大孬撞人致死，也是被逼而致，换成他人，几乎也是这样。那么，真正需要反思的便是当地政府。这不该发生的血案，其实是由它一手导致（撞人者和被撞者都是它的牺牲品）。很清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是根本不把南刘庄的村民利益放在眼里。一家汽车产业园要扩建，这是省里的重点项目，是一盘棋。南刘庄村不过是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说搬迁就搬迁。4月份才启动，6月初就开始强拆，一个村庄的整体搬迁，果然像一颗棋子那么易起易落。何况安置地点村民觉得没落实，安置补偿标准村民也普遍不认可，如此强行，出事当是必然。另外，当地政府不把法放在眼里。协议没有签妥，便单方强制推行，自己把自己置于非法之地而不顾。究其因，权力意志行使惯了，法律不过是用来对付民众的。可以看到的是，明明自己拆迁不合法，却开着那么多的执法车去执法，真够讽刺。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当地政府无以逃避它的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