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西宜黄一家三口的自焚惨剧发生后，地方政府声称拆迁户是“故伎重演”，这四个字让人想起四川唐福珍死后官方责她“暴力抗法”。两起自焚，到底谁暴力，到底谁故伎，地方政府的说辞让人不齿。看来，地球上的房子果然不一样，有的地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然而，“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乡谚)，这里房子流行的是“风不能进， 雨不能进，权力可以进”；而且长驱直入。你看这次，副县长带着一百多人闯入民居，有警察，有城管，有挖掘机，有消防车，整个一强制拆迁的架势。可是等到出事了，却说上门不是拆迁，而是“进行政策法规宣传”。不知道恐吓算不算宣传，这是现场手机录音里留下的话：“你们今天不拆，明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就是政府语言！最后居然反污自焚者“以浇灌汽油等极端方式对工作人员进行威吓，不慎误烧伤自己”，隐含的下文莫非是“咎由自取”？自焚惨案不到一年又上演，国务院禁止强拆的“紧急通知”，看来在宜黄就是一张废纸。报道结尾最后一句话于我心有戚戚焉，邻居说： “拆完钟家，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是的，在权力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无助者！

二

 邳州市教育局禁止教师上网乱说话的做法其实很愚蠢。以红头文件和言论自由对抗，是自己把自己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与告知我该消息的一位编辑聊起这话题，我的第一反应是权力怎么这么蠢。不过很快释然，世上有利令智昏，就会有“权令智昏”，道理一样。大凡握有权力的人，便认为自己握有一切，甚至认为自己有权让人讲话或不让人讲话，这不是昏聩是什么。以威胁性的语言令教师讲话要“讲政治，讲大局”，更文不对题。政治与大局俱与权力有关，和一个普通教师有何干系。除非只要批评一下你就是有碍政治与大局；果如此，以这样的大词来恫吓教师，也太小样。无论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还是文件中的语词，都让人感到这样的教育局根本就不配从事教育这行当。它甚至不知道，现代社会“乱讲话”从来就不违法（这里并不否定言责自负），而以各种名头禁止“乱讲话”则肯定违法。至于违什么法，估计它也未必知道。真是权力加法盲，想不愚蠢都难。另一愚蠢表现为它在文件中自己的披露：“个别教师为了一己私利利用网络发帖跟帖散布不实言论，不到一年时间已有3人因此被公安机关拘留。”这句话让我毛骨悚然，仅仅是“不实言论”就可以拘人？这块让人“道路以目”的地方还有没有法治，该文件自己已经作了坦白。我倒希望有好事记者能就此一探究竟，这里肯定有“戏”。

三

 北京这家叫做“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冒充“特警”在京城实施抓捕任务，抓捕的对象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这个问题的性质已经很明显，如果一个人冒充警察都是罪，那么，这个公司冒充特警则罪加一等。如此公然触犯刑法的行为，却能在京都横行无忌而至今。说不敢相信，它却是现实存在，这真是当代版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家保安公司的所有行为都涉嫌违法，无论抓捕、关押，还是与各地政府交接，然后从中获利。它的行为是典型的黑社会行为，不同只在于一般黑社会是地下的，而它和它的一切都是公开的。这样一个黑社会不但公开存在，而且还有良好的业务，这是因为它有上访者背后的地方政府为其支撑。需要产生市场，该公司正是看准地方政府截访需要，才投其所好地成立了这样牟利的黑公司。地方政府和它的关系可以简化为人货市场上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经常说地方权力黑社会化，这就是显例。即便自己不黑，但一旦与黑社会沆瀣一气，也就无法撇清关系。我们既不能容忍黑社会性质的保安公司，更难以容忍与之利益相关的各地政府。问题在于，这样的黑公司好办，可以依法取缔，甚至治罪；只是我们拿那些同样罪化了的地方权力怎么办？

四

政治学上有个词叫“极权主义”，指的是政府权力向社会所有领域渗透，以致没有社会自为的空间。清华某课题组在《走向社会重建之路》的报告中将此词称为“总体性权力”，因此它又叫“全权主义”。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小政府大社会，亦即社会有很多方面无需政府管，政府也不能管。如果说文革和文革前是一个极权时代，改革就是由极权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但，现在反而出现了逆转，政府又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前两天路过本市一市民广场，那里播放的音乐大得扰民。近前一看，原来是民俗歌舞类的表演。正待转身，却发现一条大横幅，内容较长，有些记不得了，但这样的字样肯定是有的：实施文化惠民，让民众如何如何。我当时即沉思，该内容的主语是谁，不言而喻，是政府。这样的民间娱乐，还要政府组织，还打着惠民旗号。民间自己完全可以做得到啊。转而一想，如果民间自己举行，它给不给你办还是一个问题。网上看到一个网友发帖，某城市一小区自发举行一个小区居民的啤酒节，却被警方制止，因为没有事先申请。假如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全权主义，这个例子就是。全权主义的特征是，政府可以把社会的一切管控在手。相反，和极权性的大政府相比，小政府就不是用来控制社会的，而是为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