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方向，它对中国的影响更是至深巨大。今天由这场革命所形成的苏维埃政权也落幕已久，在它90周年到来的日子里，有人怀念，有人诅咒。其实，如何看待这场革命，从历史到今天，始终就是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呈现一下当年胡适鲁迅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庶几能给今天的我们提供一个参照。

    胡适对苏俄革命抱持的态度是“同情之理解”，他说：“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但下面话锋一转：俄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了一个人的专制。”在胡适那里，他对革命的担心，是因为这种暴力革命一旦成功，则必然“铲除一切反对党”。然而，在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它的基本条件，就是有两个互为作用和互为反对的政党存在，一在野，一在朝。当革命必须依靠暴力时，当暴力又不容反对党存在时，专制已经开始了，尽管它可以声称自己是民主，甚至是真正的民主。但它已经破坏了反对党存在这一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

    鲁迅是革命的盛赞者，他的名言是“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如果说胡适不赞成革命是担心革命后的暴力因其惯性而刹不住车，鲁迅担心的却是革命后暴力没有贯彻到底，以致功亏一篑。1927年，鲁迅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文中涉及俄国革命，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消灭。”鲁迅盛赞：能说出这种话，“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并由此及彼，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引入到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前年，我作了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痛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

    鲁迅的陈述固然是事实，于是，事实判断也就成了鲁迅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表现在他对辛亥革命的经验总结上，就有了对应的表达：“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一直到去世前一年的1935，鲁迅依然看法无改：“二十四年前，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者来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在鲁迅这里，可以归纳为两个字：“欠杀”。革命就是数人头。鲁迅的见解和以上列宁所论述的第三点（彻底消灭敌人）是一个脉系。不妨注意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1927年4月10日。这篇文章，鲁迅是为当时已取得很大胜利的北伐革命而写，他是担心国民党重蹈历史覆辙，所以，特地在北伐胜利前夕谈苏俄经验并辛亥教训，意在鼓励继续革命。始料不及的是，仅仅两天，就发生了历史上驰名中外的“4?12事件”，蒋介石果然借鉴了苏俄革命的“杀”的经验，又汲取了辛亥革命“欠杀”的教训，于是，以后的历史就变成了杀来杀去的历史。

    可以看到，胡适鲁迅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政治上对“宽容”的态度。如果胡适是主张宽容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鲁迅则反对（“一个都不饶恕”）；于是，表现在十月革命的态度上，就构成胡鲁之间的价值分野。主张宽容的，不会轻言革命，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最不宽容的事。反对宽容的，通常不会反对革命，因为革命很能满足那种不宽容的峻急。至此，我们也许可以明白，在胡适鲁迅的评价上，什么叫“最坚决”、“不妥协”、“彻底”，什么又叫“软弱”、“妥协”、“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