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了，吴祖光是中国人的良心，李慎之是中国人的头脑。在京城，在“非碘”猖獗的4月里，他两先后走了。4月9日，我们失去了一颗良心；4月22日上午10时5分，我们又失去了一颗头脑！
这几天里，网上纪念李慎之老的文章，我大都浏览了。大家说过的，我就不说了。
我和李慎之的交往得感谢何家栋先生。记得是在2000年秋季里，我刚学会上网，在网上读到李老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尽管读李老的文章不是第一次了，但此文留给我心灵的震撼是难忘的。当读到“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时，我不知为谁，反正我流泪了。我有一本李慎之和何家栋的合著《中国的道路》，因此知道他们的交谊应该是不错的。于是，我当即就给何家栋老写信，说李老的“五十年”就是当今的“出师表”，其情至真至诚。也许，李老是希望党好的，但却无人理会。好像我还说了大意这样的话：李老是20世纪下半叶继顾准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不言而喻的，但因为这篇文章，20世纪的散文史也是无法绕过他的。后来，我很快收到何家栋老的信说，他已将此信转给李慎之先生了，让他读读，或许能得到些许安慰。
2000年12月8日，我冒昧给李慎之老写去了第一封信。记得我大致是这样写的：“李老，您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我与我的朋友们常说起您。今年初，我在给何家栋老的信中谈到过您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我说您此文，就是当今的‘出师表’。何老说要将我的信转给您看，不知真的转您看了没有。7月份，我给《读书》杂志吴彬先生寄了《革命与反革命及其他——澳洲经济学家杨小凯访谈录》，吴彬给我打电话说，稿子很好，但不能发。随后她征求我意见，是否可将此稿复印几份，给一些真正关心中国问题的人看看，如李慎之老等，我当然同意了。不知后来您看到没有。”我还告诉李老说，“我在2000年6月前的《书屋》杂志兼职。但前些年刊物一直没印上我的名字，直到今年上半年，有几期杂志才署了我的化名‘特约编辑 方愚之’。其实，我的‘谋饭’职业是《湘声报》副刊编辑，还望能赐稿支持我。给您寄了两份有副刊版面的报纸，其中有邵燕祥和何家栋先生文章，可注意……”
大约过了20天，李老给我寄来了第一篇稿子，《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稿子首页上方贴了一小纸条：“向继东同志：/湘声报已收到。杨小凯文我处有。此文请指正。无处发表，能代觅发表处否？稿费不必计也。李慎之”。我当即回信说：稿子肯定发。但限于报纸篇幅和您所知道的原因，可能会有所删节。同时我给李老还寄去自己的一本小书。李老很快回信说，“大著及《湘声报》均已收到，不过我现在已入医院等待白内障手术，只有以后再看了。你说准备把我的文章发表，极感。不过《书屋》的王平同志来信，也说要下半年发表。你们同在一地，我怕发生重复不好，请与《书屋》商量。我个人当然是愿意发表在《书屋》上的。”我回信说，那就让《书屋》发吧。大概又过了十余天，李老又来信说——“继东同志：/信悉。“致舒芜信”让《书屋》先用，甚好。”接着说到朱正先生的大著，“朱正同志见过三四面，他研究鲁迅极有成绩。不过你称赞的《1957年的夏季：由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我却不敢赞同。为表示我的反对起见，特写《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以示异议，呈上供参阅。朱正同志以为毛主席鼓励鸣放，本出好心。我则期期以为不可。其书名‘由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亦全非事实。盖根本没有‘百家争鸣’，亦更无‘两家争鸣’也。呜呼，世无信史，将何以导天下气正乎！（2001）2.1”。李老随信还给我寄来《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其实，此文我早在朱正先生处拿来读过了。从这封信里还可看到，我寄给李老的那本小书，李老是翻过了的，不然他怎么知道我“称赞”朱正先生呢！
与李老有了通联后，报纸只要有我编的副刊版面，我都寄他一份，差不多每周一张，连续寄了三个多月。李老大概也是读了这些报纸的。2001年3月10日他写信说：“ 继续收到《湘声报》，觉得在今天的中国，确实还是一张可以发聋振聩的报纸。”随信他寄来一篇《忆胡绳——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并说：“近作一文，是回应李普论胡绳的。胡绳死后已有一些纪念文章，然而都极泛泛，自以为李普与我之文，似已可为胡之盖棺定论，唯据云中宣部下令，不许发胡绳1998年以后的文章。李普说，因为他的名声比我好，已经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我的文章未必发得出去，已经李普介绍给广东政协的《同舟共进》，也不知能否发表，姑且寄给你。《湘声报》是湖南政协的，李普也是湖南人，胡绳更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看看此（文）能否杀出重围。”
文章后来发表了，可惜被老总删去了两段，一段是关于“为什么新中国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不实行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不实行共同纲领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所谓敏感话语。另一段说到胡绳在1989年的事情，删去了下面这段文字：“ 1989年的那场风波肯定也是刺激胡绳进一步反思的一个因素。那年5月底，他在领衔发表了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呼吁书以后，就率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去了。当来自祖国的悲痛消息传到苏联的时候，代表团有人看到他暗自落泪。回来以后不久就是检讨，最后得了一个‘免予处分’的‘处分’。/ 那年年底柏林墙被推倒，到1991年的苏联瓦解改制，大概都进一步对他有所触动。”写这篇小文时，我还查了近两年的《同舟共进》杂志，见该刊没有发表此文，这也可能是他们不忍删节吧。
李老还曾将香港版《革命压倒民主——序〈历史的先声〉》寄给我，并附言说，“此文曾寄《书屋》，由于周实去职，想已无见天日之可能，故寄上供参阅。”我曾争取过发表，但没能通过。 2002年1月8日王若水不幸在美国旅次病逝，1月17日李老就写出悼王若水的文章——《魂兮归来，反故居些！》，1月26日寄给我，并附言说，“王若水逝世，勉作一文，估计无处可发表，仅供参考。”我很想发这篇文章，当即送审，但又被老总打回了。于是我再做删节，再送审，最后还是被老总毙掉了。李老知道当下语境发这些文章有难度，所以寄我后从没问过这些文章的命运。
2002年李老共写给我三封信。一封是1月9日的，一封是1月15日的，一封是2月22日的。
1月9日的信是因为我的疏忽，把《湘声报》周二刊全寄给了他，因为此前我只给他寄湘声报《观察周刊》。《湘声报》是周二刊，一次出八版，其中一张周刊，一张正报。所谓“正报”，即全是政协工作报道，但当下的政协工作有何意义，不要说了，报纸大抵都是不用看的。所以，我寄赠出去的报纸，一般只寄周刊。由于新年第一期报纸没来不得抽出正报，引来了李老这封信——“继东同志：/今天收到今年(1月3日)第一期《湘声报》，发觉面目大变，不知是否已遭到《书屋》同样命运，而从版面看似较对《书屋》下手更狠。不知吾兄安否？甚为悬之。专此驰书问候，希望一切平顺。顺问/春节大吉/李慎之/1.9”。李老虽寥寥数语，但其情之切，担心的又岂只是《湘声报》的命运？我回信当然将以上情况告诉了他。这次回信，我想引发李老的话题，将压在自己心中已久且又想不太明白的问题顺便提出。我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着，公民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过——没有也就罢了，为何还要堂而皇之写上，并且一届又一届？一个星期后，李老回信说：
继东同志：
连续收到两份《湘声报》，发现确实没有改变，尤其是最近这一份上面谢泳批李敖的文章，十分精彩，不但批倒李敖，而且连毛泽东还有(我极不愿意联想的)鲁迅也涉及到了。（因为我报上发了篇谢泳的文章《别看李敖的书》，引者注）
我实在不明白你会提出那样的问题。中国的宪法完全是骗人的，要一定追问，他也不以（用）辩解说没有骗人，因为我们的宪法有一个序文，其中提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又提到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又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三条是完全一致的，又是与民主完全不相容的。所以宪法中规定的各项自由百分之百是“***”。毛、刘均有一次拿着宪法质问人，为什么自己没有说话的权利。实际上刘是受了委屈而想伸冤；毛是为了要耍威风，打压别人。两个人都是不懂宪法的作用，也都不把宪法放在眼里的。你说宪法“堂而皇之”，其实它从来没有堂皇过，堂皇的是领袖的指示，从《论人民民主专政》到三个代表。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实行宪政民主，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在的宪法太臭了，修改恐怕不行，非得重新立宪不可。我的文章已经论及，将来还要写，请注意。
…………
敬礼!
李慎之
（2002年）1.25
信写完了，也许李老觉得言犹未尽，在信笺右边空白处又写了两句附言：“党的专政的威力就是可以使明明白白写在白纸上的黑字，使十二亿（人）视而不见，见而不敢说，久而久之索性忘掉了。”“双百方针是违反宪法的，是违反现代民主通则和言论自由的。”
这些熟视无睹的问题，一经李老点破，就再也忘记不得了。
2002年2月22日，李老寄我一封打印的信，标题是《重新认识顾准 深入研究顾准 大力宣传顾准》，下面的“继东同志”仅“继东”二字为手书。他这次不是投稿，但我给它发表了，标题就叫《重新认识顾准》。文中有两处删改：“一个客观原因是因为他（指顾准）是从毛泽东的绞肉机里滚过来的人”被我改成“一个客观原因是因为他是经历过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人”。文末几句是“古人云‘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本来就不旺，它是在灭绝三十年之后经由顾准这点火种才又开始重燃起来的，必须重新认识顾准，深入研究顾准，大力宣传顾准，才能使这股思潮重新燃成熊熊大火”，但被老总一笔勾掉了。发表后，我给李老寄去样报，他也能理解，没说什么。去年底，刘洪波先生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编《2002年中国杂文精选》，让我推荐当年在《湘声报》发表的好文章，我推荐了此文。刘洪波眼光迥异，选了李老的文章。然而不知何故，长江社拖到今年3月才出书，作者样书至今还未寄出，使李老没能看到此书，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李老是活着的！
在这个春雨淫淫的夜晚，我的悲悯的心无法平静。我一边读着李老的信札，一边想着李老这一代人的命运——他们早年是坚定地投身于暴力革命的知识分子，经过20世纪下半叶的曲折和洗礼，他们的思想分化了，有的成了僵死的教条派，还事事搬出老一套唬弄人；有的成了圣典的修正派，竭尽全力新释圣典，从而证明并非全盘皆错，前途依然光明。而李老，以思想巨人的睿智，清醒地看到了革命的后果，剥去“皇帝的新衣”，最终选择了自由主义。对李老这一代人来说，走出这一步是何等的不容易，但李老走出来了！我为李老庆幸。去年6月李老搬了新家，他寄来新家的地址、电话，还告诉怎样搭乘公交车，新居附近有什么标志性建筑等等。我本拟今年5月去北京一趟，专门拜望几位思考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老前辈，但李老偏偏在4月里匆匆走了！
而今望着李老网上的遗像，我能够选择的，惟有在南方这座曾号称最革命的都市里，点燃一柱心香，默默为他祝福……
2003年5月2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