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早年投身革命，逝世时称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宣传战线卓越的领导人”，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他1942年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1945年起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建国后，他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但在中宣部部长的职位上时间最长，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直到文革开始前。
陆定一的这篇旧文，写于1946年，标题为《人民的报纸——为〈新华日报>八周年纪念作》，原载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成立（创办）八周年纪念特刊。我没见到当年的《新华日报》，文章是在《新华日报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此文为“代序”)一书中读到的。这本回忆录出版时，我还是个文学迷，正热衷于“伤痕文学”，对它少有兴趣。后来我兴趣转入文史，且还有了十余年的媒体从业经验，而今读到此文，感慨颇多......
此文不长，我不妨全文抄录如下：
一位新民报记者问我：“有人以为，中国记者不如英美记者，你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我不以为然。中国记者是并不逊于别国记者的。英美记者固然有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记者，能在重重压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人民，这种经验，这种本领，则远非英美记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树，生在平坦的地上，长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生长起来，虽然样子矮小，却确是不容易。”我这里所说的中国记者，最指大后方的大多数记者而言的。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遥，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辈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们，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在抗日战争中，人民是谁?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爱国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真正主人。专制主义者，则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使人民求生无路。
《新华日报》八年的历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历史。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他所受的压迫因而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是最大的爱戴。
八年过去了。今后怎样办?
这样办：(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力求真实，丝毫不苟。
我希望《新华日报》这样做，希望大后方一切为民主而奋斗的记者这样做，并且希望给《新华日报》以经常的指教批评，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闻界里创造出一种新的作风，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力求真实的作风。以此作风，来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建国后，陆定一几乎一直领导意识形态。他提出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即开展“百家争鸣”。于是，与毛泽东先前提出的“百花齐放”形成***党的双百方针。他曾代表党中央在怀仁堂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写这篇小文时，我想找到《陆定一文集》来读，以尽可能全面一点了解他的新闻思想，但书没找着。我想，作为一个宣传部长，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正常的工作，还是运动中，他肯定要讲话，要作批示，要发表文章。要他不说过头话恐怕也很难，但可以肯定，他“过头”得还不能令毛满意，否则就不会有“打倒阎王”之说了。可惜我那时还太小，不谙世事。今读此文，我倒觉得陆定一的确是一位内行领导。
我们办报的目的是什么?“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如何办报?“不造谣”，“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记者的责任是什么?“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陆定一的这些新闻思想，好像还没人去研究。其实，这与马克思关于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虑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87页）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还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74-275页）在马克思看来，“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同上，第14卷755页）。陆定一的主张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陆定一半个多世纪前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献，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重温陆定一的这篇文章，对我们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的确是一种最好的教材。于是我抄录这篇小文，并与新闻界的同人朋友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