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
50多年前，毛泽东曾作《论人民民主专政》，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农村和农民问题依然是个严重的问题。不过，现在已不是简单的“教育农民”了。2001年第一期《读书》杂志发表一组三篇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文章，值得一读。
一
先说陆学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陆先生也许是一位专注于农村问题的学者，其文章作得扎实，读了虽让人沉重，但又不乏理性。中国农村改革已20年了，80年代初期，农民基本上是受益的，不少地区农民确实富了，温饱问题解决了。但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走下坡路。由于种种原因，农民负担加重，虽然上面年年喊减负，实际上越减越重。农民种田亏本，干群矛盾加剧。说实话，在陆文中读到“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苦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这样的句子时，我突然想到大都市的“歌舞升平”并非虚幻，想到比肩而立的大酒店里其乐融融的食客，以及各大商厦里包装精美的“狗饼干”，心情越发不是滋味。这些年来，农民有苦有冤，但求助无望，诉说无门，只得“自己办起了上访培训班”，以求上访奏效，解决问题。然而“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不是哪个干部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在探寻农村“苦”和“穷”的根源时，陆先生文章分析很实在：“90年代中期以后，在整个经济波动中，农民受到双重的压力，一是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农业收入大幅减少；二是在非农产业中就业的农民受到排斥，使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减少。而在这些年，农业的税收却是逐年增加的，1993年全国农业各种税为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中国统计摘要(2000)》第38页)。正税之外，农村的各项收费负担增加更多。这两减两增，是造成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经济原因。”还有别的原因吗?陆文最后说，“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是把农民一个个束缚起来受穷，现在则是把农民圈起来，还是穷。‘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主要不再是土地问题，而是就业问题’。”
但我想，农村土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不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产权问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能打破吗?说“就业问题”是主要问题，这显然是隔靴搔痒。
二
高默波先生的《书写历史：〈高家村〉》，是谈自己写《高家村》的一些体会和见解。此书是哪家出版社出的，高先生没说，读了他的文章，我倒想找来读读，但走了几家大书店而未得见。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读了高文，也可略知一二。
高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当地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提高很多的情况下，不论是基层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怀念毛泽东。”他发现并思考这一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
农民为什么怀念毛泽东呢?高先生认为：并不是“农村人封建愚昧，农民不识好歹”。过去“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虽然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吃了很多苦，寒冬腊月去搞水利建设，风俗习惯被压制，族谱被烧掉，还闹饥荒；但“文革”对他们没冲击，“对高家村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因为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儿童全部入学；还有方便看病的赤脚医生制度等等。“同样，他们对80年代以后的思想感情也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比方说，越反越厉害的官员腐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而制止不住的苛捐杂税、令人不安的社会治安问题。农民是这些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所以，他们就“怀念毛泽东时代”了。
高先生还说，“对精英来说，‘文革’使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但对高家村来说，‘文革’是当地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因为农民把样板戏翻了个版，用本地的传统曲子和语言来改造样板戏；并自己登台表演。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设计服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在高先生笔下，农民真是万民同庆、其乐融融了。好在高先生所描述的农民生活，我也经历过(只是我不在“高家村”，而在“向家村”)，但我的感觉没有他那么好，因为那时农民除了劳作，就是开会“学习政治”、唱“天上布满星”，就是“大批资本主义”。现在回想那段生活，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高先生的文章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理会这一点的人并不一定多。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以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说法，都与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理论有关”——这意思，也符合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高先生说他是农村出生长大的，父母一辈子是贫困农民，所以他的《高家村》就是站在贫困农民立场上写的。从高先生文章中知道，国外有不少有关中国的人物传记和回忆录，如有从知识分子立场写的《一滴泪》和《失去的一代》，有从农村地主阶级立场写的《阁楼》，有从受过打击的“当权派”立场写的《鸿》，等等。这些著作在国外出版，国内很少有人读到，无疑是令人遗憾的。为了让后人看到历史全貌，从多个角度观察和认识20世纪的中国，我建议有卓识远见的出版家不妨作点推介工作。当然，这需要有一个相对宽松而适宜的文化环境。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也许有点夸张，但它的确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邵燕祥读苏联历史，曾作《历史的感叹》(载《湘声报》2001年1月5日)。邵先生在文中说，“官方封锁真相，却还有民间渠道，官方只限于教科书和新闻出版，民间渠道却是口碑千万”。“那种以为只要掩盖了斯大林镇压的真相，不让人们知道暴行的规模，使大家安于一片光明的历史叙述，就可以维护苏联的长治久安的想法，其实只是勃列日涅夫之流一厢情愿的幻想”。后来人们知道了真相，苏联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也许，历史就是一面多棱镜，或是一座重峦叠嶂的大山，要识得其真面貌，惟有远近高低看。尽管，结果难免片面，但正是这些“片面”的组合，才能窥测其“全面”。然而，“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鲁迅《坟》)因此，有了“粗细”说，有了条条框框。并且“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一天一天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堕落着，但都又觉得见其光荣”。(同上)诚哉斯言。
三
吴重庆先生的《革命的底层动员》是一篇田野调查札记。按时下的行文分类，也可叫读书随笔，他读的是毛泽东1933年11月下旬写的《才溪乡调查》(才溪乡分上才溪和下才溪)。这篇文章也许太琐碎，所以没有收入毛选四卷，但收入了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才溪乡是当年的苏区。66年后，吴先生重访才溪，读了毛的《调查》及有关的史料，写了此文。
读过吴先生的文章，勾起我许多联想。我们现在说说民主，就会立即有人说：中国的国情特殊呀，农村人口多呀，文化素质低呀……等等；可60多年前的才溪乡总共4900余人，15—55岁的男子1300多人竟有1011人参加了红军，留守家里的基本上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且大都是文盲。但就是他们，却把才溪乡民主选举“开展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
当年才溪人叫的“投票”，实际上是“投豆”。吴先生采访如今健在的林攀阶老红军，林老说：“像我们所在的下才溪乡发坑村，要从10个候选人中选出5个代表。男的都当红军去了，选民尽是老人、妇女。临投票时，让这10个人站成一排，背着手面向墙壁，每个人后面各摆一个碗。每个选民分5颗黄豆，同意选谁当乡苏代表，就往谁的碗里放一颗。得黄豆最多的5个人就是获选代表。”吴先生写到投票前的发动情况时还有这么一段文字：“1933年9月，毛泽东在‘南部18县选举运动’大会做了题为《今年的选举》的报告，说‘有选举权和无选举权的区分，是最重要的一条’。当时，才溪乡有选举权的公民名单及16岁以下尚未获得选举权的名单各发红榜一张，另将被剥夺选举权的发白榜一张，在各村公开张贴。许多人为自己能上红榜而感到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光荣感油然而起。同时还展开揭发，认为某人有问题，不该上红榜，有的人因此从‘红榜’沦落到‘白榜’。所以，有选举权及实际参与选举，乃是‘政治身份’高人一等的集中体现，谁都不愿也不敢自动放弃它。”
然而，我们今天又如何呢?60多年前的才溪乡农民积极争取投票权。而我们今天有这种热忱的人很少了，大都抱着“自己投不投票无所谓”的态度。就我自己来说，想来惭愧，活过了大半辈子，似乎还没有参加几次诸如“选代表”之类的投票。尽管我也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写在“红榜”里，尽管我也接受过“投下你神圣的一票”之类的教诲，但看到那当选的高比例，觉得自己投不投票，人家都会当选，于是便全无了兴趣。久而久之，连“红榜”也懒得看了。我曾对“选代表”活动进行过一次非正式调查，被调查的32人中竟有近半数的人根本没有参加投票；投了票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自己投不投票是无所谓的，是好玩。只有两人认为自己这一票很重要——而这些人，往往都是选举活动的组织者，因为他们要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我曾私下里想，这些人回到家里，和妻室说起某某当选，其说法也可能与众人大致相似了。
吴先生文中有一句话说得极好：“民主政治不光是由下而上争取到的，也是由上而下设计出来的。”如何使现代民主选举不致“走过场”，真正体现大多数公民的意愿?“由上而下”设计一套公正的竞选程序已成当务之急了。
（原载《东方文化》2001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