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朱正先生说要写一部“二十世纪史”。不熟悉朱正的，以为他只是说说；注意阅读朱正的人，一定知道他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这部全景式写反右派运动的大著，就被学术界誉为“信史”，是二十世纪史的重要部分。他的单篇短文，无论谈人谈事，或谈史谈书，都很有见地，让人深思。最近花城出版社推出一套“思想者文库”，其中就有他的《辫子、小脚及其它》。书中许多篇章，都可视作二十世纪史的片断。如《一百年前的思考》、《回头看袁世凯》、《唐纵日记中所见的一次没有实行的改革》、《两个朋友》、《姚文元的刀》、《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等等，都表达了作者一贯的严谨思考。
朱正曾说过，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得不研究中日和中俄关系史。这里就谈谈中俄关系吧。沙俄本是欧洲国家，但它逐渐向东扩张，到十八世纪中期已和中国东北、西北和北部接壤，不断寻机蚕食中国。据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战争”后中国公布的数据，沙俄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竟割去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执政。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个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次年又发表第二个对华宣言，宣布“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可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九九，八十年了，是否真的“废除”、“归还”了呢?事实大家已经知道，但我们还在自己欺骗自己，从学校历史教科书到学者专家的近现代史专著，都沿用了“废除”说。朱正先生的《解读一篇宣言》，就以无可争辩的史实，论证了“废除”一说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对华宣言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中学《世界历史》课本是这样说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敌人从四面八方猛扑过来，侵占了苏俄四分之三的国土。”一九五 零年莫斯科中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承认：“当时……面包供给不够，肉类供给不够，工人忍饥挨饿。莫斯科和彼得格拉城中的工人每两天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甚至还有完全不能发给面包的日子。”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面对危局，列宁致电德国，主张订立和约，德不予理会。直到二月二十二日，德国才同意签订和约。“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决议接受德军司令部所提出的条件并订立和约”。这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更不用说波兰——割给了德国；乌克兰脱离苏维埃共和国而变成德国的藩属国(依赖国)。苏维埃共和国按所订条约应向德国缴付赔款”。这就是当 年苏俄布尔什维克政府发表对华宣言时的处境。
朱正文中说：“那时东西伯利亚一带并不在苏维埃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谢苗诺夫的白卫军在这里活动，滨海省和库页岛被日本占领。”实际上，当时仅有全俄四分之一版图的苏维埃政府把它不曾有的“放弃”和“归还”我，完全是一种策略和手段。为了摆脱孤立困境，它一面堂而皇之的“宣言”，做出一种姿态；一面派遣特使推销革命。如一九二年春吴廷康(中文名)来中国劝陈独秀、李汉俊组建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越飞来谈中俄建交，后来又是卡拉汉。朱正说，“很清楚，废除中俄旧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如果愿意合作，具体地说，在当时就是单方面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才能谈到废除中俄旧约的问题……由此看来，与其说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还不如说是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制造事端，以配合苏俄推动世界革命的政策。”(《辫子、小脚及其它》177-178页，以下引用只注明页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事实。但我同时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俄给中国最先的鼓舞还是两张“空头支票”(即两个宣言)，这促使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选择。一九二年四月三十日李大钊撰文称，“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张西曼在《晨报》发表文章说，“俄国国民，原是世界上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民族……他们慷慨地将从前……在我国所掠夺的种种权利，全数还我”；瞿秋白心向往之，亲赴俄罗斯，写就了《赤都心史》那样的著作……于是，中国一大批先进分子放弃了西方模式，选择了苏俄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由于感激，暂时忘记了“老大哥”的欺骗也许可以理解，但迟至今日，“老大哥”早已撒手人寰，而我们还没有关于这个“宣言”的正确说法，这就令人遗憾了。史学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依然对“宣言”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对声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无疑是一个嘲弄。
当今之世，国际共运虽未划上句号，但大势如何，大家都看到了。在中国社会面临转型阵痛的时刻，面对那么多的历史骗局，一切愿意思考的人们是不会放弃思考权利的。朱正在《怎样的天火》中写道：“我毫不怀疑他(指张西曼，引者注)的爱国心。我深信，他是真正相信了这些，以为这真是科学的真理，真以为照这样做了就会造福他的祖国和人民。当年相信了这些的，岂止一个张西曼!……鲁迅，他应该说是比张西曼更有思想、更有识力的人物，不也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吗?他曾说过：‘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地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鲁迅全集》第六卷18页)不但中国哩，鲁迅还说：‘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同上，第四卷462页)为什么在中国和世界，不少有头脑、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相信了这些?这显然是不能用盲从来解释的。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宣告了一场历时七十四年的试验的终结。现在还剩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些普罗米修斯窃来了怎样的天火?”(171-172页)朱正提出的问题，也许现在还不是回答的时候，但是无法回避的。
《怎样的天火》是朱正读《张西曼纪念文集》(199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的一篇杂感。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张西曼其人——张西曼一***六年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阀阅之家，他的族兄张百熙是清末名臣，曾弹劾过李鸿章，举荐过康有为，可说是有胆有识。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八年，张西曼曾两度赴俄国留学，接受了俄国文化的熏陶，后来更主张“接受苏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组织方法和经验，以促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他曾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创办《中苏文化》杂志。他的同乡老友田汉曾在悼诗中说：“能有几个人/像他这样/固执亲苏亲共的真理/二十年如一日?”他的老友常任侠也说：“对于政治，他有一贯的对苏联人民友好的信念、对列宁崇敬的感情。”一九三九年九月，苏联根据同纳粹德国签订的密约，随德国之后进兵波兰，他却说“苏联出兵”是“争取和平的真义”；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同日本签订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苏日中立条约》，救国会诸君子发表致斯大林的***，表示愤慨，而张西曼却撰文说，此“对援华初衷并无损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后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损害中国利益的不平等条约，而张西曼却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保证了中国的复兴》为题，撰文支持。朱正先生说，写作此文，并非刻意指摘张西曼，而意在引发我们的思考，多想几个为什么，因为“历史不会重演，错误是会重演的”。难道我们二十世纪遭受的曲折和灾难还不够吗?
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为什么要封存五十年?读书界有多种说法，但我比较赞同程映虹的观点：封存的原因并非保护他所写到的人物(如高尔基等)，也并非当时的国际形势所迫，问题的提出的意义不在弄个水落石出，而是为了道义的追问和质疑。朱正以《友好的眼睛难堪的现实》为题，也写了一篇读书札记，朱正强调它的特殊意义是：“在这段(封存)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苏联又发生了多少大事!二次世界大战，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列宁的遗产，叶利钦促成了苏联的解体。”(186页)，罗曼·罗兰没有想到——“其实应该想到：如果不存在一种克服那些消极东西的机制，这种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本日记“将有助于研究这一历史现象”(194页)。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素在十月革命后也曾说过：“在这可诅咒的世界上，唯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点燃光明。”但罗素的预言破产了，多少人美好的“光明梦”也幻灭了。
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二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不再受骗了》。他在文章中为苏联做了全 面的辩护，这说明，他也受骗了。我想，假如鲁迅先生能活到今天，他会怎样面对自己这篇文字?他会以怎样的勇气反思?张西曼逝世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他自然不能与我们一道反思。但他那样一个“固执亲苏”的人，也许无法面对九十年代的变局，如他生活在俄罗斯，也肯定会加入遗老的抗议行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对俄罗斯民族和二十世纪是否罪人，我相信历史会作出回答。
有朋友说，读朱正的书，始终让人沉重。我却补充说，朱正让人沉重之后，并不让人悲观，而是让人警醒，让人洞悉二十世纪历史的幽微。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有什么比探究这段历史更有意义呢?所以我推荐朱正的书，并愿更多的人读到它，也愿更多的人不再被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