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向明著《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获益匪浅。任仲夷属“思想型的领导人”，写任仲夷在改革开放中的言与行，引用其大量讲话和文章，这是写当代政要思想评传的一次有益尝试。面对这部大书，我首先感到它是厚重的。读完后，让我久久回味20世纪下半叶这段不寻常的历史。
当然，我这样说，也并非此书“无懈可击”了。事实上，“人无完人”，任何事物恐怕也是这样，很难尽善尽美。在本书《尾声》中，作者引用了任仲夷审读后写给自己的信。信中说，“‘尾声’全是表扬我的，把我说成了一个完人了，还是‘人无完人’好。……你们所接触的人，都是对我说好话的人。如果去访问一下对我有意见的同志，他们肯定能提出不少关于我的错误和缺点。”接着，任仲夷还写道，“我是个不爱整人的人，但在政治运动中也犯过‘左’的错误，整过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哈尔滨也曾打出个‘反党集团’，直到‘文革’后期才平反。虽然那是市委集体决定的，但作为第一书记我是应当负有首要责任的。……希望你接受我的建议，在这一部分加上关于我的缺点和错误的内容。这样才能使人信服。”
任仲夷这段话是诚恳的，是勇于反思且承担错误和责任的。他还说自己“感到非常内疚”。近年来，我对中共党史颇有兴趣了，读到这里，真想知道哈尔滨当年打出的那个“反党集团”和其他地方打出的“反党集团”有什么同。
正好见作者在引用任仲夷信时特别用括号注明了，说这一事件在本书“对于政治运动的感触与自省”一节中，有较详细的记述。于是，我翻到书的这一节：
“在1959年发起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也是一个忠实的执者。……哈尔滨市委，也像许多地方一样，搞出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这是一次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由于过火地错误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根据错误的认定，并经省委同意的。我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对于受到冤屈的同志，负有重要的责任。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我一回到哈尔滨就抓紧平反工作。在市委召开的平反大会上，我公开进行了检讨，并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人，我还亲自到他们家中去赔礼道歉。”
“只是对于那个错误的‘反党集团’，因为比较复杂，没有随着‘一风吹’及早平反，后因‘文化大革命’，又拖了几年，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事。”
任仲夷这里说的，与上面信中说的相差无几。哈尔滨那个“反党集团”究竟打出多少人?这些人姓什名谁?有哪些反党罪行?这些人及其家人以后的命运如何?“过火地错误地批判”是否有点像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那样?……等等，都一概不得其详。
也许此书作者太敬重任仲夷老了，不忍触动他历史的痛处；也许作者太恪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了，以致使那些原本血肉丰富的细节被“粗”略去了。或许，还有别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是让人遗憾的。由此我又想到，我们读现当代历史读物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明明是打错55万右派的运动，写到皇皇大著中，只是概而言之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而不见其具体的记述。古人修史修志，说要“秉笔直书”。今人修史修志，同样声言“秉笔直书”，但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啊！
文章写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恐背上对任仲夷老不敬的“恶名”，特在此声明：任仲夷老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值得敬重的老人之一，我是尊敬他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而任仲夷始终是站在思想解放最前列的。1977年3月，他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以极大的勇气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1980年他调任广东，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1985年退下后，他仍然竭尽所能，倡导思想解放。因此，1997年他退下12年后，仍当选为中共十五大正式代表。近几年里，他公开发表了《推动政治改革、加强民主建设》、《与时俱进必须解放思想》等重要文章。两年前，在需要有人说话的时候，任仲夷又发表《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他在文中说：“四项基本原则最早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提出来的，至今已有21年了。在这21年里，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践的发展必然引起人们在认识、观念、理论上的变化。对四项基本原则不能用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它们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应当根据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容，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注入新的意义。如果不能对这些原则赋予新的内涵，那就是僵化的。而以僵化的思想去机械地、教条式地坚持原则，反而不是真正行之有效地坚持原则，而是放弃原则了。”任仲夷的话说得多好啊。大家读了，都敬佩任仲夷敢说真话实话。我想，假如这本书由他自己写，也许会少一些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