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

我曾在一篇小文里说过：“历史就是一面多棱镜，或是一座重峦叠嶂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要识得其真面貌，惟有远近高低看。尽管，结果难免片面，但正是这些‘片面’的组合，才能窥其‘全面’。”

收入本书的文章，都有自己的角度。单篇来看也许不是历史，但合起来看，或许就是历史的某一维度。如把书中林蕴晖的《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和茆家升的《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连起来看，感觉就不一样了。前者是史家大角度、全方位探讨“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后者却是安徽一省个案的一个视角。作为中共党史专家的林蕴晖先生说：现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大体有饿死1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到4000多万人四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最接近？至今还是一个谜。

向继东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9年3月2日发表陈述先生文章，《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陈先生说：“关于长沙建没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有，作者更得意的依据大概就是毛泽东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表，说 “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

向继东

龚育之先生2007年6月12日去世的消息，是韩钢先生用短信最先告诉我的。尽管我知道龚老身体一直不好，记得有一次打电话问他近来还好吗，龚老说：“反正没死啰，还活着。”当时感到龚老对自己病情是悲哀的，我也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次他真的去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和朱正先生说起龚老的去世，都感叹他文章越写越好，可惜他去得太早了……

初访龚老

1999年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前夕，我供职的《湘声报》拟作策划报道，其中之一是要赴京采访湘籍全国政协委员。龚老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我想采访他，但又从没和他联系过。幸好“周实时代”的《书屋》杂志与我有染，是“特邀编辑”，所以假《书屋》作访谈之名找上他。我还知道，朱正先生与龚老是多年的朋友，于是向朱正先生要了他的住址和电话，并顺便打听龚老是否好说话。朱正先生说：“他是官员里思想比较解放的，民间的声音也能听。”北京学者丁东先生告诉我，他听过龚老一次座谈会讲话，印象是滴水不漏的。

向继东

从民间视角看，2009年的大事，至少应该有巴东邓玉娇案、通钢陈国君之死、“石首再度失守”、乌鲁木齐“7·5”暴乱、还有重庆的打黑风暴……

这本小书，不可能记下当年发生的全部，但还是能看到一个大概：与2008相比，2009是平凡的，可又是不平凡的。去年汶川地震大灾难，收文数篇，几成一辑；今年仅录一篇：《映秀：临时与永恒》。地震一年之后，“眼下的映秀：一个住在板房里的小镇，一个什么都是临时的小镇”，让人感叹人力之渺小，也有几分无奈。“从某种意义上说，映秀镇目前并不存在”——读到这样的句子，确实有点儿苍凉。

向继东

  这本小书从选题策划到编辑成书，时间不到一个月。我先是力邀谢泳兄来编，但他说：时间太急，且这一年对随笔关注也不够，还是你牵头，我来打帮。电话打给丁东兄，他也说了大致同样的理由。好在我这些年编过几本“年选”，并一直留意当下的报刊，对思想文化界动态也很关注。最后，我们三人商定了编辑思想，二位仁兄把自己看到的好文章就推荐给我，由我来操刀。成书后，我征求了二位仁兄的意见，篇目稍做了些调整，最后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版本了。

 目前做“随笔年选”的不止一家，我们也有自己的追求，相信读者朋友自有一察。要文采，但我们更在乎思想内涵。收入本书的文章，要么深沉感人，如野夫的《江上的母亲》；要么耐人思索，如李南央的《那一代人的生活足迹》。尤其是萧功秦的《台湾悲情与两岸张力》，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能引发对两岸历史与现状的思考。

这是我编选的第五本“文史年选”了。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尘世里，做一件事，并且一做就是五年，无论对编者、责编和出版社，谁都不容易啊。冷暖甘苦，惟我自知。

向继东

恕我孤陋寡闻，没有读过西方文体史，也不知西方是否有所谓“杂文”这种体裁，但凭直觉，西方长盛不衰的文体大概是随笔吧。几百年前，西方人就获得了言论自由，说话写文章，不必曲里拐弯、讳三讳四的。

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以曲折、隐晦的手法，转弯抹角地针砭时弊、讽刺现实，乃至把篇篇短文比作“投枪”和“匕首”，开创了一个杂文鼎盛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杂文越是发达的时代越是黑暗可怕的。当年的鲁迅，尽管被誉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语），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字“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有话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说得不好还要赔上性命。这是什么时代，还用多说吗？

杂文昌盛的时代不是好时代。杂文昌盛，言论就必然淡出了。何谓言论？傅国涌先生说：“言论就是直接的、公开的批评，而不是影射或隐喻，不是‘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见傅国涌《遥想张季鸾当年》）

 向继东

最初产生编这本书的念头，是在与北京某出版社编辑的一次电话后。她说有兴趣做这样的书，我也觉得值得做，于是就做了。后来花落别家，移栽南都花城，得感谢倪腊松先生的十分诚意。

按照当初的设想，是要编一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书，拟分“决策前后”、“找回自己”、“改变命运”三辑。第一辑主要收录于光远、胡绩伟、吴江等当事人回忆当年高层决策的内幕，二三辑基本上都是作者应约而写的。去年，因故错过了此书出版机会，于是责编建议干脆删除第一辑，理由是这些文章大都是旧稿，读者想看的也看过了。我觉得言之有理，就删了。剩下的两辑，再经过约稿组稿，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现全书分四辑，一是作者采访别人、或是写别人的；二是主要回首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以及自己在那个革命时代思想发生嬗变的过程；三是蒙冤者的痛史以及回忆要求平反的艰难旅程；四是通过高考等机遇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样分也未必十分恰当，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作者叙述的都是被宏大历史所忽略的个人的历史。

——《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序

朱正

　　有人说过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中看不到小人物的命运，也看不到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以为不然。在我的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一书的引言中，我说过这样一段话：“芸芸众生似乎并未参与历史事变的进程，对历史走向的影响隐而不显，一时间甚至无法看出来。可是他们，正是历史事变的承受者。历史的风涛激浪，冲击到他们身上，也就造成了他们个人经历中的苦乐悲欢。把这些如实地记录下来，不也可以让读者更具体地了解这些人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么？”如此说来，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不论大大小小的人物，都有资格、也都有权利和义务为这个时代留下自己的证言。如果没有这些小人物的历史记录，所谓大历史也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至少是残缺的难以理解的。向继东兄主编的这本书主要着眼于私人记忆，且以革命时代为叙述背景，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赵丹逝世二十周年祭

       建国以来，文艺界有两位被称为“人民艺术家”：一位是作家老舍，另一位就是赵丹。赵丹有论述表演艺术的《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部专著，阐明他所创造的“赵氏体系”理论。此二书已成为年轻一代演员案头必备的经典教材，但在思想文化界，却更看重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