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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发表于 2010-11-5 1:18:00

作者:阎长贵 向继东

向继东:有一本称作“口述历史”的书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属实吗?

阎长贵:这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是这样,毛泽东还会让江青当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吗?即便有别人提名,毛也不会批准。有一次,我 们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聚会,我说,“文革”初期江青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几乎每天都去见毛。这一点我们都可以证明。说毛有些厌恶见她,那是以后的 事。据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说:1972年以前,江青同毛泽东见面多,谈话也比较多。1972年春,也许是“九一三事件”后,毛的心情不好,对江 青发过几次脾气,规定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情况就有些变化了。“到了1973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 推托,不见。”(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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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发表于 2010-8-23 11:03:00

时代周报:你如何理解刘禾发起支持汪晖的联名信?

向继东:这些支持者,也许大部分是被授意签名的。因为其中不少外国学者不一定都懂中文,他们如何辨别汪晖的文章是否抄袭?其实在我看来,那封80人联名信并没有为汪晖争得多少分,只能使汪晖陷入更难堪的境地。当然,有了这封信,作为清华大学有可能做出的反应是:“汪晖抄袭事件在学界还有争议,学校不会介入。”

时代周报:这件事情已经曝出几个月了,你认为汪晖的沉默是正常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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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发表于 2010-7-2 10:46:00

 向继东

【2003年4月吴祖光老逝世,转眼7年过去,贴此旧文,是为“为了忘却的纪念”】      

      四年前,吴祖光老有一篇怀人的文字,题为《知遇之恩》,是写装帧艺术家曹辛之的 。因为文中写到他自己入党和退党的事儿,所以“敏感”,文章写好半年没发出来。这时, 吴老想到我这个做副刊编辑的,将文章寄了来。也许是吴老急于发表,几天之内竟两次用挂 号寄我。第一次寄有两稿(另一篇为《艺术大拼盘》),附信是这样写的:“继东兄:来信收 到。找出两篇小文章,其中一篇怀人之作,就遇见(到)了障碍。你看湖南可有此种顾虑否? 思之可悲可笑。祝安/并贺新年/吴祖光/(1996年12月) 三十一日除夕。”第二次附信又曰: “……《知遇之恩》一稿,是曹志人约写(的),但出版单位要求删节,审稿当局之怯懦令人 可叹可笑,不知贵刊能过关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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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发表于 2010-5-11 21:33:00

 向继东

朱正先生说,他怕读血写的书。我比他脆弱,连泪写的书也怕读了。郭静秋老用泪写成《流放者之歌》,自印400本,分送亲朋好友。我这个晚生,也被列为好友赠之,盖因我们有乡党之谊。

十年前,我在湘西一隅,以编地方史志谋饭,识得郭老。他当时是湖南省艺术学校校长。他应约写给我的文章是回忆在家乡领导土改斗争的情况。几年以后,我也来到他居住的这个城市,但因为忙生计,并不常来住。去年底,老报人向麓先生告诉我,说郭老自己印了本书,要送我一本。我得到这本书,读完后,立即给郭老打电话,想说说我读后的感觉。可接话的是郭老老伴——当年京陵女子大学中国文学系肄业的黄克和女士。我说到书中她两个孩子的遭遇时,她竟在电话那头哭了,虽没哭出声,但抽抽噎噎,半天没说出话来。这时我只得以“一切都已过去”、“现在好了”之类的话安慰。放下电话,我怪自己不该触动郭老老伴那根痛苦的神经。

《流放者之歌》是郭静秋老的前传(他只写到1979年),但也是郭老一家的苦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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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发表于 2010-4-4 16:05:00

要研究近代中国,就不得不研究曾国藩。而唐浩明早已是海内外著名的曾国藩研究专家了。

有人说:唐浩明是曾国藩百年之后的“红颜知已”。曾氏当时的内心世界,惟有唐浩明知道。我以为,说这话的人是认真读过唐氏文字的,无论是其三卷本历史小说《曾国藩》,还是《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等。记得十多年前,读到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时,我被怔住了——过去脸谱化的曾国藩竟成了鲜活的人物。后又读到《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等,更是服膺他对曾国藩的洞悉。

唐浩明说,“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20多年前,唐浩明就主持编辑出版了《曾国藩全集》,研读了曾氏的全部文字,对曾氏的功过是非自然了如指掌。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军时,杀降很多,是事实,但说曾国藩是“汉奸”,就很值得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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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发表于 2010-4-2 16:27:00

向继东

     《马歇尔使华》又名《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系“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之一种,1979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马歇尔原系美国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曾出任美国国务卿。1945年12月,他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1947年1月被召回国。《马歇尔使华》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即以马歇尔本人的语气写成的(其实大部分为当时的美国驻华使馆人员所写)。应该说,本书叙述是详尽的,对每一次会谈,会谈者的对话,国共双方的建议和反建议,每一事件的经过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如果要研究国共第三次会作失败的历史,《马歇尔使华》也许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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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发表于 2010-3-29 23:22:00

——有感于《辫子、小脚及其它》

向继东

     读书先读序跋。朱正著《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思想者文库”之一种,以下简称《辫子》)有个五百余字的自序,竟有一半是引来的——“人们对于苦难表示同情是很容易的,要他们对思想怀有同情则非常困难。真的,一般人对究竟什么是思想了解得太少了,他们似乎以为只要他们说那种思想是危险的,就等于给那种思想定了罪,其实正是这些思想才具备真正的才智价值。大凡不危险的思想都是根本不配叫做思想的。”这是引自王尔德《评论家也是艺术家》中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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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发表于 2010-2-7 14:07:00

向继东

我曾在一篇小文里说过:“历史就是一面多棱镜,或是一座重峦叠嶂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要识得其真面貌,惟有远近高低看。尽管,结果难免片面,但正是这些‘片面’的组合,才能窥其‘全面’。”

收入本书的文章,都有自己的角度。单篇来看也许不是历史,但合起来看,或许就是历史的某一维度。如把书中林蕴晖的《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和茆家升的《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连起来看,感觉就不一样了。前者是史家大角度、全方位探讨“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后者却是安徽一省个案的一个视角。作为中共党史专家的林蕴晖先生说:现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大体有饿死1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到4000多万人四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最接近?至今还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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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发表于 2010-2-1 11:07:00

向继东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9年3月2日发表陈述先生文章,《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陈先生说:“关于长沙建没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有,作者更得意的依据大概就是毛泽东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表,说 “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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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发表于 2010-1-26 23:03:00

向继东

龚育之先生2007年6月12日去世的消息,是韩钢先生用短信最先告诉我的。尽管我知道龚老身体一直不好,记得有一次打电话问他近来还好吗,龚老说:“反正没死啰,还活着。”当时感到龚老对自己病情是悲哀的,我也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次他真的去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和朱正先生说起龚老的去世,都感叹他文章越写越好,可惜他去得太早了……

初访龚老

1999年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前夕,我供职的《湘声报》拟作策划报道,其中之一是要赴京采访湘籍全国政协委员。龚老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我想采访他,但又从没和他联系过。幸好“周实时代”的《书屋》杂志与我有染,是“特邀编辑”,所以假《书屋》作访谈之名找上他。我还知道,朱正先生与龚老是多年的朋友,于是向朱正先生要了他的住址和电话,并顺便打听龚老是否好说话。朱正先生说:“他是官员里思想比较解放的,民间的声音也能听。”北京学者丁东先生告诉我,他听过龚老一次座谈会讲话,印象是滴水不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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