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

        爱读凸凹的随笔：灵动跳荡，富有弹性；纵意而谈，深博恣放。无拘无束而极讲章法，妙趣横生而时发奇想。所以常令余“起舞”(1)，真是每见必读，读之必恭，像小学生一样逐字逐句细抠，连标点也不放过，画圈打杠，书写心得，经常搞得满纸红。读后必藏在专属凸凹的文章夹中。

        收藏最早的是他2004年2月11日和3月3日刊于中华读书报《家园》的《作家的幸福》二则：《默默无闻地工作》和《不要写大部头作品》，报纸已经泛黄，还不时取出揣摩。

        但2008年春夏之交，我在书坊闲逛，竟然看到一本大部头的《玄武》，是刚出的，还飘着油墨香气，炫目的封面上分明印着凸凹著。不禁笑道：这傢伙嘴说“不要写大部头作品”，自己却不留神冒出个“大部头”。莫非他不要作家的幸福了吗？

    然而转念反思，又觉不然。我自己，纵然也写些短评、随笔，但却是以写作“大部头作品”为主的：历时九年主持编纂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卷一分册一千万字，是个名符其实的“大部头”。在这基础上撰写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三卷本一百八十七万字，也是“大部头”。有生之年致力的《苦魂》三部曲、《鲁迅通传》、《中国鲁迅学百年史(1919-2019)》，都是三卷本的“大部头”。难道自己就不愿意幸福吗？不是。我从中感受到了莫大的幸福。

   所以，我倒想起一个反题：《写作“大部头作品”的幸福》。

   概括来说，写作“大部头作品”，有如下幸福：

    幸福之一是可作“精神避风港”。林毓生先生为王元化先生送的挽联的下联是：“知己知人知世”。一个人最要紧的是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经过多年风雨，我知道自己了，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怯懦者。虽然对鉴湖女侠秋瑾，和后来的张志新、李九莲佩服得五体投地，但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具体到实际行动，就退缩了。身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从政无智，从军无勇，从商无金。真个是一能无有，一事无成。须眉愧对巾帼，只好钻到“大部头作品”中，从书本里讨生活，让自己的精神好有个安栖的港湾。而且这个港湾还须大些，重些，有足够的分量挡住风浪，抚慰自己愧疚的心。短小的文章虽然也可暂栖，但茅舍小屋难避大风大浪，需厚重、坚固的大房子，才能给自己以长治久安之感。2005年3月从文学研究所退休之后，去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博士班讲了半年鲁迅，回国后，几位好心的友人想给我在国内大学找一个教授的职位。但找来找去，最终还是发现最适合自己、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就是埋头写作业已酝酿好的“大部头作品”。求人不如求己。对外界无所依傍、独立支撑的内心，是最稳定的。自己的书房才是最好的工作场地，也是最为安全的“避风港”。   

        幸福之二是可作“心理平衡器”。虽然避居一隅偷生，但还是常常遇到不平事。譬如看到一些人，不学无术，却做人有“术”，凭借投机取巧、趋炎附势，占取高位，飞黄腾达，靓车、美女、豪宅、财富、威仪无所不有，而自己苦学苦写大半辈子，却除了满屋图书、资料之外一无所有，胸中不免风起浪涌，阴云密布。但是一回到自己的书房，写起“大部头作品”，就立刻把全部心思集中在大丘壑之中，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无尚的崇高感和成就感。又重温手边的《古文观止》，品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名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诗三百篇，大柢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不禁气消。想到短而精的文章，自然难得，但作家身后还是要有“垫后脑勺的作品”。文章固然须以好为贵，质量低劣，犹如垃圾，越多越坏。然而如果质量上乘，当然越多越好。《红楼梦》的价值，显然非一首唐诗可比。凸凹举例的歌德，如果没有《浮士德》这样的“大部头作品”，仅是零散的短篇的话，肯定不会有如此沉甸甸的历史分量。《浮士德》这种重量级的经典作品，将歌德所处时代的“瞬间的生命感受”系统化、集约化、典型化了，集腋成裘，有如把多发炮弹集成重炮，形成了远超于单发炮弹的威力。鲁迅虽然没有单部的长篇，但是他的众多杂文集合在一起，已经成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长篇史诗。《鲁迅全集》也是一种“大部头”。同时，一个人的时间也会因而积零为整，把别人喝咖啡、搓麻将、聊闲天的零碎时间积累起来，成就了“大部头作品”，生命岂不更有价值？！一想到将来能有既厚重又耐看的“大部头作品”“垫后脑勺”，内心立即风平浪静，碧空如洗，心理得到了平衡。为了把“大部头作品”写完写好，给自己订立了人生的七“化”原则：简化生活，淡化物欲，净化心灵，纯化人事，清化环境，强化身体，优化目标。一切以“大部头作品”的写作为中心，把目标集中在“大部头作品”的写作上，精进于思想与文字中，凡无益于写作的都摒弃或搁置，有益的则自觉地加强。既不会“在污水池中搅水”、为无意义的琐事、闲事虚掷光阴，浪费宝贵的生命。也不会因为孤独的写作而感到苦闷，而会像“自然之子，真理之子”卢梭那样，即使“囚在巴士底狱或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里”，“也仍然可以悠然幻想”。因为在这种“甜蜜而深邃的幻想”中，能够更加从容淡定、深入细微地构思“大部头作品”。生活有了奔头，感到很充实，心中好像有了定海针，任凭风浪起，稳坐书案前；也如构筑了坚固的长城，足以抵御种种干扰和诱惑，消解种种不平与愤懑。

        幸福之三是可作“价值体现处”。写作“大部头作品”时，我感到自己虽然不能像将军那样驰骋疆场，为国立功；也不能如政治家那般握有重权，利国益民；更不能具有企业家那种亿万财富，掷千万金救灾抗震。但可以“遁入更为艰深更为孤寂同时更为博大的精神内部”，“继续着对人性的探求”，“在写作中找到骄傲、自信，找到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上的巨大快感！”“在写作中享受思维上天入地的自由，享受用语言缔造另一个神奇世界的隐秘乐趣。”(金汝平语)遥想曹雪芹当年写作《红楼梦》时，纵然蓬牖茅椽，绳床瓦竈，举家食粥，却有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润人笔墨，岂不福哉！又据周汝昌先生新证，是与脂砚斋一起，夫妻二人共商合著，岂不更加其乐融融？在“太虚幻境”中共筑贾宝玉与金陵十二钗的梦幻世界，极抒人间曲折、深微之情，尽享诗词歌赋、园林艺术之美，真是幸福到了极处。曹雪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令吾辈羡慕而不可得矣。虽不能得雪芹之福，但用自己的拙笔构建一座精神的大厦，使后世的人们从中受到文化的沐浴，学术的滋养，也觉得自己纵然生活在远离世俗的别一世界中，却可使生命创造价值，自然心安理得了。

        幸福之四是可作“生命归宿地”。我佩服钱锺书先生最后的彻底，不仅不修什么豪华的墓园，连骨灰也不保存，让自己的骨灰与其他无人收存的骨灰一起散弃。因为他有“大部头作品”《管锥编》在，不在意骨灰的留存。每到三联书店看到昂然挺立在书架上的《钱锺书集》，就好像在拜谒钱先生的墓园——精神文化的墓园。我自知与钱先生无可比性，但也愿身后有一“大部头作品”传世，成为自己的墓园。使后人从中知道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曾经有这样一个傻瓜、笨人，“陋室粗衣甘自苦”，日夜埋首大部头，也就死而瞑目了。

        宇宙间的所有事物都避免不了二律背反的法则，写作“大部头作品”，有其不幸福的艰苦、寂寞的一面，也有其幸福的一面；“不要写大部头作品”，有其潇洒自如地享受生活本身乐趣的一面，也有其不够过瘾的一面。所以凸凹一方面从文章做法上，正确地讲出了“不要写大部头作品”的幸福；另一方面，又不留神被写作“大部头作品”的幸福所吸引，出了本“大部头”的《玄武》。作家写作有如婚姻，有爱的婚姻怎么过都幸福，无爱的婚姻怎么过都痛苦。婚姻幸福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爱，不在于怎么过。作家幸福与否，关键在于写作过程本身是否幸福，不在于结果是大是小，是高是低，是有大回报，还是毫无所获。我赞成凸凹的观点：真正的作家应该埋下头来“默默无闻地工作”，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享受过程，不问结果；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套用凸凹所引歌德的话来说，就是：神品的诞生过程应该是“不受干扰的、天真无邪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所以，无论是写作“大部头作品”，还是写作短评、随笔，都可以任其由心中流出，散淡为之，从而挣脱“精神奴役”的枷锁，享受作家所独得的天赐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