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偏执、狭隘的认识误区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还是胡适的问题纠缠了一个世纪，至今仍然悬在中国人心中，远未解决。

人们往往是从政党或政府的功利出发，去评判这两位文化名人。不是说“胡不如鲁”，就是说“鲁不如胡”，总在比较高低的怪圈中打转，难以跳出狭隘的视野。因而不是捧其中一位上天，就是按其中一位入地，大陆在把鲁迅抬入圣殿之后，于上世纪50年代又发动了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给他扣上反动的帽子，打入另册；然而，近二十年来又出现了相反的论调，说什么“鲁迅是破坏的，胡适是建设的。”“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总在“神化”与颠覆的秋千上摇摆，不能得出一个中和、衡定的识见。

之所以出现这种认知上的困惑，一是局限于从政治层面观察问题，不能深入到文明背景中去追根溯源；二是拘泥于一党一派的眼前利益和狭小格局，依据自己的利害关系评定文化名人的高低优劣，而不能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中辨析文化名人的历史功绩及其局限。要从根本上解决鲁迅还是胡适的世纪难题，就须来一场方法论的革命，转换我们思考问题的思维模式，扩大我们反思历史的观察视域，重新“设置”一个宏观认识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大思维框架，超越政治经济的层面，深入到人类社会冲突的背后，去思考各自的文明背景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重新估价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中国。

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四个超越：一是超越比较高低的模式，不再在“鲁不如胡”或者“胡不如鲁”的怪圈中打转；二是超越党派的窠臼，不再在倾向共产党或者倾向国民党的政治集团圈子里摇摆；三是超越政府的标尺，不再在拥护或者反对政府的立场上权衡；四是超越“神化”或者颠覆的惯性，对鲁、胡的有益思想进行新的整合。实现这四个超越，可以使我们跳出一党一派的眼前利益和狭小格局，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中辨析文化名人的历史功绩及其局限。这样不仅对鲁迅、胡适等人物研究有益，而且对重估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探求现代新文化的正确路向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样做会革新我们的思维模式，改换我们审视历史的眼光和做人的基本态度，以新的思维重审历史和历史人物，走出偏执、狭隘的认识误区。

二、现代中国的两大自由主义者就是鲁迅与胡适

实现了四个超越，从文明内涵上去观察，就会发现鲁迅与胡适虽然在许多方面对立，但是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这就是致力于中国人的思想自由与精神解放，努力启发中国人从极权主义压制下解脱出来，克服奴隶性，实现人的思想精神的独立，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

鲁迅终生致力批判的正是“精神奴隶”，他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以文学为武器启悟中国人由“本能的人”、“蒙昧的人”转化为“自觉的人”、“智慧的人”，实现从青年时代就树立起的“立人”理想。

鲁迅后期倾向于共产党，但从来都不是共产党。他的这种倾向，归根结底是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所造成的。鲁迅是对屠杀者“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1、任意残杀而义愤填膺，对被压迫的弱势群众深表同情。然而当他感觉到“左联”内部的某些共产党领导“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时，就斥他们为“可怕的横暴者”2，绝不接受这些奴隶主的奴役。看到毛泽东的诗词《西江月·井冈山》后说有“山大王”的气概3，并问冯雪峰：“你们从那边打过来，该不会首先杀掉我吧？”4

胡适反对极权主义、要求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表现就更为显豁明朗，毫无掩饰。他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实质上是挣脱文言束缚，争取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独立，而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所写的《“威权”》一诗则更为明确地表达了奴隶造反之声。20年代所提出的“好政府主义”主张，也是旨在推行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而后来与国民政府合作，正是因为政府中以宋家为代表的亲美势力渐强，欲借其力继续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所谓做政府“诤臣”一说，实质是旨在既借政府之力推行民主，又保持自己的人权独立。所以，他虽然倾向国民党，却从来没有加入国民党。我们不能局限在党派和政府的格局中，仅从政治层面评判历史人物的文化倾向，认为反对某党某政府都是对的，或者拥护某党某政府都是对的，而应以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化和发展为准，从人类的格局，全球的层面上进行审视，有利者肯定，有害者否定。

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所作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5的讲演，把当时席卷欧洲的那场战争概括为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冲突，自由与奴役的冲突，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人民自由开明的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他说这次的战争是有史以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是两种文化的冲突。特别是把伊斯曼列举的极权主义的20个重要特征，加以缩短，表达为：

1.  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2.  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的政党，来执掌的政权。

3.  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  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之下。

5.  “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

6.  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  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  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  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   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   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

12.   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13.   政府计划的罪恶。

14.   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15.   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16.   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   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   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19.   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   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

至今看来这20条依然非常新鲜，用以归纳当今世界的种种极权主义政治的特点，真是恰如其分。在当时来说，拥护相对民主的政府抗击极权主义的法西斯政府就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而胡适晚年对雷震事件的态度，以及他为蒋介石祝寿时所做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奉劝，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与蒋介石在学术民主问题上的冲突，都说明胡适愈到晚年愈是走向自由独立了。他一再强调“自由独立的国家不是一般奴才建造起来的”，主张个人与国家双重的学术独立，终生不渝，愈老弥坚。

鲁迅与胡适不仅在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他们俩人在自喻上也惊人地相像。鲁迅自比为专门报告坏消息的“恶鸟”，胡适则自比为不吉利地哑哑啼叫的唱反调的“乌鸦”。鲁迅从始至终都在不停地批判那些“以自尊大昭闻天下”的民族自大狂，讽刺那些认为“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6的抱残守缺之士；胡适也告诫同胞“老天给我们祖宗的，实在不是地大物博，而是一块很穷的地方……土地虽称广阔，然可耕之地不过百分之二十，而丝毫无用的地却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的祖宗生下来，就是在困难中。”7鲁迅大呼国人“睁了眼看”现实，挣脱“瞒和骗的大泽”8；胡适鼓吹“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9。他们毕其一生都在倡导着“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10。

50年代中期，胡适曾对人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11这绝对不会是一时随意之言，而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之后所得出的结论。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呢？胡适提倡过“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并解释为：“一是一种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12其实，所谓自由主义就是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一有“独立思想”；二有“不怕权威”、“只认得真理”的精神。从本质上看，现代中国的两大自由主义者就是鲁迅与胡适。

三、鲁迅侧内省  胡适重外取

当然他们又是相异的。

鲁迅启悟中国人的精神自觉，侧重于内省，启发人们从思维内层和精神根柢处进行反思和深省，以打通正确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的路径。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并就提出这样一段至理名言：

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其意是：首先在于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用现代的哲学语言解释，则是：认识自己，又认识世界，在周严的比较中达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然后才能升华到自觉的境界。他塑造的阿Q这一典型形象就是启发人们进行精神内省的一面镜子，在杂文中这种深刻的启悟性论说不胜枚举。阿Q就是一个本能的蒙昧的人，他始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得意时趾高气扬，欺侮弱者；失败时又靠精神胜利法，化失败为胜利，在“瞒和骗”中寻求圆满。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这一不朽形象表现了人类易于脱离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陷入主观主义误区的普遍弱点，鲁迅则通过阿Q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当时中国的一种昏聩颟顸、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精神机制和普遍弱点。堂·吉诃德到临死时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骑士；阿Q则是直到被押往法场时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这两个艺术形象都是绝妙的“镜子”，启悟人们认识自己，实现精神的自觉。而阿Q则是中国化的，对于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启悟意义。直到1936年10月5日、即临终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还在谆谆教诲自己的同胞：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

所谓“‘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其实就是鲁迅早期所提出的“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也就是：首先在于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归根结底，就是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在这种认识中“转识成智”，生成自觉。

究其根本，人类从诞生、即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追问和反思。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蒙田也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13的第一段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朱智贤在《儿童心理学》中也指出：认识自己，把自己作为主体从客体中区别出来，“是人类意识区别于动物心理的重要标志之一”；儿童一岁末的时候，开始能把自己的动作和对象的动作区分开来，这是“自我意识的最初表现”；儿童掌握代名词“我”，“是一个困难的任务”，约在2-3岁的时候，才有可能“通过言语交际开始掌握这些代名词”；在婴儿期儿童个性特征的萌芽表现上，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初步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开始出现，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民族其实同样需要经过这样从儿童到成人的成长过程，需要逐步认识自己，实现自我意识的自觉。一个民族的思想家的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确地认识自己。中国近代以降，从梁启超、严复到胡适、周作人，历代思想家都在敦促中国人研究自己，反思国民性的弱点。梁漱溟甚至认为：“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做‘自己学’。”14而毕其一生，始终如一，并且抓住根本，从哲学根柢上启悟中国人进行根本性反省的，除鲁迅之外，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来。鲁迅不仅善于抓住根本，而且专长于以文学为手段，形象地启发人们顿悟认识自己的要领。其实，鲁迅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以文学为武器启悟“偏不肯研究自己”15的中国人学会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

胡适启悟中国人的精神自觉，侧重于外取，即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引进民主政治模式与先进的思维方式，并以现代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整理国故中推陈出新。

胡适在家乡经历了九年的传统教育，在上海梅溪、澄衷、中国公学等处接受了七年的新学堂教育，然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受到严格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胡适的求学过程可谓是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向现代急速转型的一个缩影。其中在美的七年留学生涯，是他学业成长的关键阶段。在这七年里，他不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亲身接触、体验了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而且自觉地深入钻研本国的传统典籍，思考中国文化更新的路径，在文学、哲学等领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从而奠定了他一生志业的坚实基础。胡适后来的“暴得大名”自然有“时势造英雄”的因素，但是与本人优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的相对超前以及他超凡的聪颖与悟性分不开的。胡适的一生，其实就是从美国西方文明那里“外取”人类先进文化模式以求中国文化更新的历程，也就是“援西入中”。当然，他在“外取”中是有所选择的，取的是美国自由主义宪政中先进、合理的东西，而摈弃其霸权、放纵的一面。他的诗集，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实在缺乏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等艺术品那样的审美价值，《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作不像一些更为专业的文学史家、哲学史家那样具有更为深透的研究与周密的论析，然而他有一样最根本性的贡献却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这就是开风气之先，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以及“重估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引入中国思想界，取外来观念与本国固有之传统相映照，为中国学术提供了新的范式。胡适把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概括为四层：“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6，而他自己也正是在这四个层面上展开了一生的活动。他之所以能够开风气之先，就在于他“浅显”的科学方法和合乎逻辑的白话文字。他的功绩是在新方法和新工具层面，不在具体的知识和技术方面。世人对他的《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上卷而不满，或者遗憾，或者讥讽，斥之为“半部书”。其实，这不过是庸人之见。胡适根本不必要把书续全，他这“半部书”已经起到了应有的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作用，何必再像尼采所嘲笑的愚钝的学者那样孜孜矻矻于求全之作呢？

胡适最为可贵之处是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学术文化圈内，而是大胆迈进了社会政治激流中，把自由主义由一种朦胧的文化意向提升为自觉的思想建构，谋求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展现自由主义的性格，在思想理论和行为规范上建立自由主义的范型。胡适正是他所提倡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忠实的实践者，这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来说实在是太可珍贵了！他的这种思想来自于对人类文明前途的高瞻远瞩，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他始终坚持着自由主义的立场。1956年9月陈源受周鲠生之托给胡适致信说道：“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胡适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线，批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胡适回斥得不错，他的思想是“开放社会”(open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封闭了胡适的思想也就封闭了社会，封杀了五四的民主自由精神，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人认识自己是最困难的。即便是超凡聪颖、悟性极高的文化伟人，如鲁迅、胡适者，有时也不能透悟自己的价值所在。鲁迅的主要价值在于“内省”，他晚年却花费大量精力翻译《死魂灵》；胡适的主要价值在于“外取”，晚年却在《水经注》上倾注了过大的心力。其实，鲁迅如用已经所剩不多的生命写作几篇“内省”的散文、杂文或反映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胡适把研究《水经注》的精力用于介绍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一定会更大。

因而，他们也各有所长和所短。

鲁迅的思维力特别深刻，能钻探到中国人的精神根柢中去。他最了解中国人，最懂得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和统治者的心理，能找出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对策。但是，他对西方的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却缺乏足够的了解，缺乏民主政治的训练。这使他难于从理性高度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胡适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科学教育和严格的民主政治训练，具有全球眼光。这使他思想超前，作出了许多富有前瞻性的预见。但是，他又缺乏对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深入了解，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性、阴毒性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足够的体验和认识。而且，美国也并非一切皆好，即使在美国很好的，照搬到中国也未必适用，所以同样要加以分析批判。胡适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不够的。这正是他产生“全盘西化”论的思想根源。

我们说鲁迅重在内省，并不是说他没有外取。其实，鲁迅也是进行了外取。没有外取就不可能成为鲁迅。只是鲁迅的外取与胡适有所不同，胡适是从美国直接汲取了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理论和科学思想，鲁迅则是从日本进行着外取，是对日本所汲取的东西方思想文化加以再汲取。日本的文化和经过日本加工改造的东西方思想文化，成为鲁迅思想的重要来源和参照物。

但一般来说，外取容易，而内省最难；外取正因为容易，所以效果常流于表面，易形成“热点”甚至泡沫；而内省正因为难，所以少有人肯下力气，而真正的变革恰好有赖于此。从本质上说，正是因为“内省”难于“外取”，鲁迅超过了胡适。

四、相异的根本原因是文明背景不同

相异的根本原因是文明背景不同，鲁迅接受的是欧陆性的东方文明，胡适则完全是英美式甚至纯美国式的西方文明。

所谓欧陆性的东方文明，就是从法国大革命传来的一种极权主义民主政治思潮。这种思潮主张借助暴力将旧社会推倒重来，重新塑造新的国家和新的人。看起来似乎民主，但是一旦得逞，就会很快演变为一种高压政治和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使人民重新陷入奴役状态，还得作出幸福状。这种思潮后来在欧洲大陆受到了批判或者柔化，却向东转移，在俄国找到了天然的家园。在俄国，由于世世代代的压迫与农奴制度所造成的阶级仇恨使得乌托邦主义获得了新的活力。然后，长期遭受封建专制制度压榨和帝国主义侵略、农民又占大多数的中国，又非常自然地接受了这种思潮。20世纪初叶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往往最易成为这种思潮的俘虏。这也正是留俄或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主义的原因，鲁迅也是从这时起打下了后来倾向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其优长是植根于中国最底层的被压迫阶级中，获得了反抗旧社会的强大动力，短处则是接受了欧陆极权主义民主政治的负面影响，而对英美自由主义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抱以本能的排斥态度。

1925年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谈到对北京群众围攻和焚烧《晨报》馆一事的不同意见。其中最根本之点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我觉得有必要详细引述一下这封信：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了我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共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17

“容忍异己”与反对暴力，是胡适所坚持的两点基本原则，这是他从美国留学时就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的。一遇切要的事故，他与陈独秀等人的分歧就分明地显露出来了。晚年的陈独秀又回到了胡适所坚守的“根本的信仰”之上，1940年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强调：“‘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不值一文”。完全应和了1925年胡适批评自己那封信中的提法。

从胡适给陈独秀的这封信中，透过他们对北京群众围攻和焚烧《晨报》馆一事的不同意见，可以充分看出以西方文明为背景的人与以欧陆性东方文明为背景的人之间，对自由民主的看法有着多么大的差异。

    鲁迅对1925年北京群众焚烧《晨报》馆持何种态度？从文字著作上找不到任何反映，日记、书信中也没有丝毫印痕。1925年11月29日日记，只记着友人之间的往访事宜和夜译《自然主义之理论及技巧》讫。30日日记记的是往北大讲课、朋友来访和还《越缦堂日记》二函等事。书信，1925年11月8日有致许钦文一封，1926年2月23日有致章廷谦一封。其间长达三个多月，竟无书信留存。看来鲁迅不会不知道北京群众焚烧《晨报》馆事，可是身居上海的陈独秀、胡适如此关心此事，住在北京的鲁迅却只字未提，实在令人纳闷。但是他在1923年12月26日所作的《娜拉走后怎样》讲演中说过：“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在《忽然想到》中说：“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补做”。我们正好以“坚强的英人”为“他山的好石”，磨练自己。以及鲁迅反复告诫青年们“不要再请愿”、要“韧”、要“注重实力”的一贯思想，可以断定鲁迅是不会像陈独秀那样赞成围攻和烧毁《晨报》馆的事情的。然而，他又不会如胡适那样明确提出“容忍异己”的西方民主观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必苛求鲁迅，或者一味谴责他当时所倾向中国共产党一方，因为1927年4月“清党”以后的国民党蒋介石不仅不能“容忍异己”的意见，连异己者的生存权都不能容忍了，“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对共产党和平民的监禁、屠杀已经成了家常便饭，逼迫异己者只能上了井冈山，组成武装力量与统治者对抗。可以说是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逼”出了鲁迅等左翼人士的政治倾向，铸成了1949年的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实反复告诫我们：思想文化上的问题，靠武力****是解决不了的，相反，****越狠，反抗越强。以恶抗恶、以仇对仇，只能使历史落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揭示英美自由主义与欧陆极权主义在哲学上的对立，对欧陆极权主义民主政治在苏俄和中国出现的原因作历史的分析，对其负面影响进行深刻批判和无情的自我反省，以构建一种更为清明、更为理智地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当是中国学术界的迫切任务。

五、创建新的现代文化中国的最佳途径是

把鲁迅学和胡适学这两门学问加以整合

程思远先生1997年提出过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的倡议18。认为文明之间不仅有冲突，而且可以和合。不同的思想文化应该相互交流，决不是只引起冲突。

胡适说过一句名言：“儒家固有真理，老庄墨翟也有真理”19。套用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胡适固有真理，鲁迅也有真理。他们的真理部分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都应该珍惜，汲取，决不应该蔑视，抛弃。他们不合真理的部分，也不应该盲目崇拜，一律接受，而应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进行科学的分析。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不是融合，而是消解。不是消解鲁迅，就是消解胡适，或者两人全都不要。

我最近把贬损鲁迅的言论与攻讦胡适的文字对比了一下，发现这出于不同人群的不同观点竟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人骂鲁迅是激进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有人也骂胡适是“乱臣贼子”，所提倡的“文学革命”等等全是狗屁；有人骂鲁迅为中共张目，造成“神州陆沉”，有人也骂胡适是“中共的前驱”，是导致大陆失败的“祸首”；有人骂鲁迅没有长篇小说，算不得伟大作家，有人也骂胡适没有学问；有人骂鲁迅是“老石头”，一定要搬开，有人也骂胡适对中国的影响是“胡祸”，非要予以清算不可。

为什么看来对立的鲁迅与胡适却遭到了几乎如出一辙的谩骂呢？关键在于他们虽有差异，却都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是从“五四”开始就不懈地为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提供内在支点的。谩骂他们的人不管是年老还是年轻，当官还是为民，其实质都是反对进行民族反省和现代转型，要把中国社会拉向倒转。

另外，在思维方式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全体主义”思想习惯的影响，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否定，或者盲目崇拜，或者一律消解，不能进行历史的辩证的科学分析。这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仍然是长不大的孩子，还处于精神哺乳期，思想上很不成熟。

在好的人文环境中，如果你说一百句话，有九十九句是错的，但有一句是对的，他会吸收你的这一句真理，而不计较你的九十九句错话；在一个差的人文环境中，情况往往相反，那九十九句正确的话，人们不计其功，而那一句错话，则常被抓住不放。鲁迅也曾反复慨叹“中国人之评论人，大抵特别严酷”。20“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21对待本民族的文化名人也是如此，往往不能注意吸收他们创造的文化精华，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生活琐事上，什么鲁迅与原配朱安的关系，胡适的婚外情；什么鲁迅爱发脾气，胡适性格软弱等等，全不在大处着眼。中国的文化名人本来就不多，经过如此苛刻的酷评和屡次政治运动的折腾，真是所剩无几了。这样下去，受损失的只能是民族自身。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从鲁迅、胡适那里吸收精华，把他们所创造的真理的部分融会为民族文化的营养，不正确的部分予以历史的科学分析与合理的扬弃，万万不可再做自毁家底的败家子了。

    真正的学术必须以科学的求实精神为本。无论你多么反对或者多么崇敬的人，都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以求实的精神进行准确的分析。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适正是以这种极为可贵的学理精神对待鲁迅的，虽然在政治上是对立的，然而却“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确实，“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22。鲁迅也同样强调“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23。

这种科学的学理精神，在对待历史人物当中，集中表现为历史的辩证的科学分析方法，亦即从历史的细部掌握其发展流变，追踪人物思想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诸形态，寻出各家各派思想产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及其渗透、交替、演变的规律，从而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归理出有价值的思想，指导现实和未来的实践，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为合理，人的生活更为幸福。

未来中国文化的最佳发展途径，就是取精用宏、多元互补，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胡适与鲁迅所提出的这些对待论敌的科学规则，是所有学者都应该遵循的，只有坚持两大旗手所共同提倡的学理精神，“鼓励国人说平实话，听平实话”24，中国学术才可能健康发展，中国国民性的某些劣根才可能得到疗治，精神上才能逐渐成熟。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鲁迅与胡适是一个互为镜像的奇异现象。现代中国最需要的两门学问，是鲁迅学和胡适学。把这两门学问加以整合，综合创新，对鲁迅与胡适所体现的东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进行融合与升华，正是创建新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最佳途径。有良知的中国学者应该自觉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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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53页。

2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37页。

3见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4见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5见1941年《美国政治社会科学会年报》。

6见《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全集》第1卷第318页。

7胡适1932年12月1日在武汉大学的讲演《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见《胡适文集12·胡适讲演集》第103页，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8见《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0页。

9胡适：《易卜生主义》，载1918年6月《新青年》“易卜生专号”。

10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载《现代评论》第4卷第91期。

11转引自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所附周策纵的信，载《书屋》2001年第5期。

12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13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14见梁漱溟：《孔子学说之重光》，《梁漱溟先生论儒佛道》第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

15 《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31页。

16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作品集》第2册，台湾远流出版社1986年版。

17见《胡适文集》第7卷第75页，胡明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18见1997年6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同时发表的《《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为“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而作》。

19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民国10年7月9日。

20 《鲁迅全集13卷·书信351020致孟十还》。

21 《鲁迅全集13卷·书信351029致萧军》。

22 24见《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68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8月版。

23 《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本文是2005年5月14日在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