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知道的于兰是个小说作家。 最早听说于兰,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段时期,应一位朋友的邀请,在他所主持的一份周报做了一段业余副刊编辑。说业余,一是我水平的业余。那时我刚刚三十出头,喜欢写些被激情淹没的文字。这位朋友也是因为编过我的稿子,从而认识,并成为了朋友。他极力邀请我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懂编辑的方法。所以,十分地业余。二是,我也只能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为这份周报编上一版文学类稿件而已。甚至我编的那些版面,连画版的活儿都是朋友帮我做的。我只组织了一下文字而已吧。
那段兼职的时期,因为我平时只是埋头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与文学圈子里人不打交道,所以稿子的来源成了一个问题。就找到一位散文家朋友,他时任我省一文学刊物的散文编辑,想从他那里找点现成的稿子。他很热心地帮助了我,给了我很多优秀作者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并把手头一时可能用不上的稿子先给了我。可惜我辜负了那位朋友的热心和真诚帮助,很多稿子我没能用得上,编了几期后,出于某种自尊,我就决定辞去这份业余兼职了。
在那些没用上的稿子里,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于兰的一篇谈普鲁斯特的。感情真诚,文字细腻而从容。我还很清楚记得的是,那篇稿子于兰是工工整整地抄写在几页学生作文纸上的,而不是普通的投稿用纸。我跟那位散文家谈起于兰的文章,他很动情地告诉我于兰生活在高唐乡下,但她一直很认真地坚持着阅读和写作。其实那个时候甚至之后的很多年,我对于兰的了解就限于这些。只是她的那篇手抄的文章我和其他没能用得上的稿子一起保留了下来,和我的一些旧书信一起,正压在我书橱的某个角落里。可能是基于这些印象,在我的想像里,于兰一直是个扎着两条小辫的乡下女孩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想像会很固执,固执地跟随了我很多年。直到不久前的见面,事实已经彻底击碎了我的这个想像,我还是不能改变。
后来初涉网络的时候,在故乡网玩。那里有个“乡土中国”栏目,于兰在那里的“孔孟之乡”分栏做版主。虽然在那里玩的也热闹,但我的活动范围基本限于“读书吧”,所以也没怎么去于兰的栏目玩过,记得好像只发过一帖,还是朋友曾把我的一个帖子转到过她那里,我也说不清了。于兰跟帖说过一些问候的话,我出于礼貌回复了她的问候。这也是这些年里,我与于兰唯一的一次对话。
尽管没有对话和接触,但我一直在关注着于兰。我知道她这些年里一直执着于乡土小说的写作,而且也写出了名堂。至于这个名堂背后她付出了什么,我一无所知。只是偶尔与熟知她的朋友聊天时,问一下她的现状,她的写作。好像这个“扎着两条小辫的乡下女孩”离我很近,又很远。我说近,是觉得她早在90年代就成为了我的朋友,那种虽然从未谋面,但在精神上相通相近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有很多。也正是这样的朋友,给了我充分展开想像的空间,和心灵的支持,使我在繁忙的生活夹缝里,执着地坚持着毫无建树的文学梦,坚持着在这个当下的现实人生里毫无“用处”的思考,读书,坚持着一个人精神上的向往和追求。即使人已中年的今天,我也没有放弃。而我说远,则是我发现自己竟然并没有认真地读过于兰的任何一部作品。我似乎知道她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的,又似乎从未真的以自己的心去关注过这个朋友的精神世界。
没想到,十多年过去后,我与于兰的真正交往从独角兽开始了。年初的时候,我委托一位和于兰联系很多的朋友,请她到独角兽来支持。朋友很快回信说,于兰同意了。只是她儿子今年高考,她在陪读,没有时间上论坛。她已经答应,等儿子高考结束,马上来独角兽。她真的做到了。10月份,她安排完儿子的升学问题,来了论坛。并且,我看到了她的《陪读日记》。一个母亲的辛苦和担心,一双关注现实的眼睛里所看到的社会,一个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孤独者的内心独白,在于兰从容而细腻的笔下展现出来。我只能说一个字:好。而真正让我说出好的,则是读了她的散文随笔作品集《乡村物语》了。
不久前,于兰携她的新书《乡村物语》来济南开作品研讨会。在之前,我已经通过朋友的评论文字,知道了她的这本书,知道小说作家于兰写了一本散文集子。趁她在济的时候,我请朋友约她一起吃个饭,主要是想与这位神交有10多年的“扎着两条小辫的乡下女孩”见个面。见了面,才知道我这个保存了10多年的想像与她本人的出入很大。是啊,10多年过去了,即使她曾经真的是个“扎着两条小辫的乡下女孩”,现在不也该是进入中年行列了吗?儿子都读大学了。于兰说话不多,席间只听我们在谈,不时地笑笑。而她的这个笑,让我突然就想,她还是那个“扎着两条小辫的乡下女孩”,尤其眼神里所流露出的那种清澈。
其实真的让我坚定了这个想法的,还是在读了她的《乡村物语》之后。那天吃饭的时候,于兰与在座的诗人寒烟谈起这本书,并说到等回去寄一本新书给寒烟。但她没有说到也要给我一本,我略略有些失望。见到了于兰本人的我,也很想读读她的这本书,想通过这本书,看看于兰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就试探着开玩笑说:“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读得懂你的《乡村物语》啊?”于兰听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回去就给你寄来。”现在想想,初次见面,我就跟于兰开这样的玩笑,但愿她没有怪我的鲁莽吧。
现在《乡村物语》就装在我随身携带的背包里。在上下班途中的公交车上,在工作之余的空闲里,我就拿出来,读上几页。我把读于兰这本书当作了一种回忆,对自己所经历过的儿时生活的回忆和重新品味。她书里写到的那些人,那些事,甚至那些植物,都曾经那么生动真实地在我的童年生活里存在过。那些朴素的乡下人们,就是我昨日的邻居,我的亲人。她写自己,自己的家庭,我也清晰地在这里找得到自己的身影。我在她的《花儿》、《树木》、《粮食》里,回想着自己是个儿童的时候,在乡下清贫生活里的快乐和饥苦,也回想着自己下学后背起草筐在田野里水渠边对着天空出神的时光。很多时候,我想,可能与我同龄的于兰把我们那个时候的乡下生活一网打尽了吧,甚至我正在写着的一个与植物有关的系列文章都没有信心继续下去了。尽管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特的,但我多么清楚,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中太多重复的情景,太多一样,虽然我们在地理位置上有差别,但我们的童年生活是雷同的。其实那个时代里所有人的生活都是雷同的。
于兰的《乡村物语》,很真切很实在地让我触摸到了她的内心世界。尽管现在她已经在县城生活了,但我通过她的这些文字,明明看到,她的精神和她生命的灵魂,从未离开过那片生了她养了她的土地,那个给了她及她的先人们生命中的太多酸苦和幸福的村庄。我想,在城市生活着的于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的心会飞出那个局限着她的城市楼房,回到她的那个村庄里独自游走,在村庄的每一棵树、每一堵墙、每一声狗吠里,她抚摸着这个令她割舍不下的乡村世界,抚摸着人类生存中很多现实而又令她困惑的问题。于兰还是很多年前的那个于兰,那个“扎着两条小辫的乡下女孩”。这样的于兰是个诗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我想,再过多少年,于兰也不可能离开她的乡村了。因为她的精神之根扎在了这里,还有她的生命之根。所不同的,她的生命在这样一个背景里,走得更阔大,更深远了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