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7日，经过幽篁等众多朋友们的精心准备，“独角兽论坛”开坛试运行了。

    那个时候，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沉浸在对一个梦想的执着里，恰如笑书在后来的《独角兽宣言》开篇所写到的：“独角兽飞驰于时间的荒野，仰望着浩瀚的苍穹，它那纯洁的心灵，和不肯屈服于世俗力量的灵魂，使它头顶上思想的锐角熠熠闪光。”这是一个梦，一个在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物质化的时代和社会里，萦绕在朋友们心头的一个有些虚幻的梦。这个梦不崇高，我们也没有想过要追求所谓的崇高。但不崇高却也并不是与时代尤其与时代中那些肮脏和卑鄙同流合污。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代，哪怕是在最初的野蛮时代里，人们也在满足了果腹之外，在精神上有着这样的一种近乎梦样的追求——先民们对一棵树，对某种自然现象的近乎图腾的崇拜，我一直不觉得纯粹是因为慑于自然的未知和由此而产生的恐惧。那应该是一种人们潜意识中的精神上的需求。

在2010年的广东两会上，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计生委主任张枫就农民工的性饥渴问题再次提议省政协进行调研。没想到的是，再一次地，被“枪毙”了。政协的“某领导”说这个问题太尖锐，应该由性学会来调研，并笑言：“我们的性问题都还没解决呢”。

对于张枫副秘书长，我个人表达敬意。不论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是什么，至少，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在一个可以参政议政的场合里，他把目光投向了这个社会的底层，投向了这个社会里真的特别需要关注的人群和问题。或许这个问题真的不该由政协来出面调研，尽管我也真的不知道中国的这个政协，除了到时候跟着起起哄，表示表示拥护和赞成之外，还能做些什么，还做过些什么。但是，我也很清楚，即使这个问题由性学会来调研了，又该由谁来解决呢？性学会这样民间性质的学会，能有什么资格和权力来解决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呢？所以，我觉得张枫在这个场合提出这个问题，哪怕再不恰当，至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再说那位“某领导”吧。你可以不赞成张枫的这个提议，你也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否定这个提议，甚至，你可以利用你的高高在上，根本不把农民工的死活放在眼里。这都没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是，我想问：你有什么权利用某种明显带有轻蔑和不屑性质的语气来谈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呢？是不是，谈到农民工，或谈到性，尤其是谈到农民工的性，你觉得特别可笑，特别不值得一提呢？

也罢。农民工在你们这些官老爷的眼里，确实可笑。尽管，你们的上一辈可能就是与他们一样的农民，一样的生活艰难。但你们忘了，已经在权力的烘托里彻底忘记了祖祖辈辈的颜色。你们已经习惯于高人一等了。所以，在你们看来，农民工的性生活，那是根本用不着去考虑的。他们“只配”像猪狗一样地被驱使，“只配”像猪狗一样地一年或几个月“交配”一次。他们哪里有什么性欲和人欲？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

　　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收音机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了么?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静的自由都没了。

　　也亏纳粹当局想得出来。一般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要养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纳粹当局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许多广播节目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这样一来，整个德国上班的人不就都能够收听到广播了么?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纳粹当局强行这么做，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因为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是戈培尔并不因此改弦易辙，在他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

　　可是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得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据北京发改委某上层透露，“国家已经开始着手研究机动车环境税费改革的问题”。说明白了，也就是国家正在着手征收机动车环境税了。

最近，我的女儿一直对天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夜晚里天空中美丽的繁星。当然，她长到十多岁了，至今也没有看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夜空和繁星。最近的兴趣，我想可能是源于她在网络和画册里看到的那些漫画，那些漫画里深邃的夜晚和繁星。所以，她一直嚷着要看看夜空，要看看真正的满天繁星。可是，差不多半个多月了，我却没有能满足女儿。这是一种遗憾，近乎没法弥补的遗憾。这种遗憾牵起了我对自己儿时候乡下那个深邃到没有边界的夜空和数不清的星星的回忆，当然，回忆过后，是伤感。这些，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却不能拿出来，送给我的女儿。我只好跟女儿解释，现在城市因为大气污染，光污染，真的很难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夜空和繁星了。哪天，我带你到乡下，看看还能不能找到那样的夜空吧。

女儿无奈，我也无奈。

所以，当看到上面的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赞成。我赞成，并不是我个人不用缴纳这个税种。我也开车，税一旦开征，我也得花本来就越来越紧张的工资去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但这个单，该买。买之后，还应该以此来约束自己，尽量减少使用车辆，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可是，随后，我也觉得应该说出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几点质疑和不安。

一、机动车征收环境税，应该以怎样的名目来征收。以往在购置税中，汽油使用中，过路过桥费用中，机动车年检费用中，等等与机动车使用相关的费用里，是不是已经包涵或部分包涵了环境税（也就是机动车的排污税）呢？如果借环境保护的名义重复收税，或者部分地重复收税，是不是有敛财的嫌疑？我想这个担心并不多余，因为凭以往的经验，我们生活中很多重复的税收确实普遍存在。比如个人收入调节税，交过之后，我们再去购买那些生活用品，却还要“被缴纳”消费税的。

刚刚看到，《新京报》2010年1月25日报道：教育部要求中小学装上网过滤软件，处可监控状态。从爱护青少年成长的角度来说，对这个中小学电脑装上网过滤软件，我没有什么大的意见，尽管我知道这样的做法纯属掩耳盗铃。也许，所谓保护本来就不是根本目的，而“可监控”才是方向吧。好吧，对孩子，监控就监控吧，也尽管，我觉得还是有侵犯孩子隐私之嫌。

我对这个报道里最后的一段话特别留意了，就是“鼓励中小学生在使用互联网和手机过程中，遇有不良网站链接和不良信息特别是淫秽色情信息传播时，及时举报。”说真的，看到这样的话，我的心里一惊，然后有点不寒而栗。

我个人觉得，作为成长中的孩子，心智尚示发育完全，对这个混沌一片的人间和社会的认知确实存在很多障碍，而且不容易凭自己的经验或学识或别的什么来判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如果社会引起重视，适当“屏蔽”一些不良信息，还给孩子们一个健康明朗的生长环境，还说得过去，也有必要。其实，即使“屏蔽”，教育部所采取的这个方法，也是有点差强人意的。但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暂且我投个弃权票还是可以的。

问题是，你屏蔽也就屏蔽了，干吗还要说那些多余的“鼓励”的话呢？干吗非要那些还不懂得人生不懂得社会的孩子们去做那种“举报”的事情呢？且不说你这个“不良网站”和“不良信息”的标准是什么？你教育部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来么？如果不能，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哪里知道什么是“不良”的什么是“良”的？这样做的结果，会不会最终鼓励了孩子们去“睁大双眼寻找不良网站和不良信息”呢？就像我小时候所处的那个“到处是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时代里，我们被教育着要检举揭发“暗藏的阶级敌人”，要以揭发“坏人坏事”为光荣，哪怕牺牲了生命也值得——少年英雄刘文学就这样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孩提时代的“榜样”。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现在真为那个时候自己的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正义感”而羞耻。因为我现在长大了，多多少少知道了那个时代里一些“光荣事迹”和“英雄人物”的真相。
……

昨晚在网上溜达，看到一些消息，说足协副主席南勇“失踪”，有猜测与中国足球的反赌风波有关，但没有肯定。谁曾想今天一大早，从雪后的山下回来，满身的寒气还没有散尽，打开电脑，就看到了确认南勇被拘的报道。

其实南勇被拘，我并不意外。甚至中国目前的任意一位官员因为腐败“出事”，我都不会感到意外，更不会“震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难过或失望。失望到一定程度之后，心会麻木。我想与我抱有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吧。

让我在心里突然冒出“嘿嘿”两个字的，是在南勇被拘这个报道的链接报道中一个《南勇：反赌不会就此结束 布拉特赞赏中国行动》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来自2009年12月11日的新华网。新华网在中国互联网的地位不用我说，大家自然心里有数。这是绝对的“主流网媒”，是政府的喉舌。就在一个月前，南主席还在这个“主流网媒”上义正词严地表示：“假球和赌球是中国足球的一大毒瘤，危害极大，必须要坚决铲除，我们这次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毒瘤拔掉。”看来事情不幸被他言中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也是这个被拔掉的毒瘤之一。或者，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做的事情，别人不知道，自己还不清楚吗？

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南主席有这样的勇气和底气，在那么重要的场合里谈这样的问题呢？谈的时候，想想自己做过的事情，心里真的一点也不羞愧，一点也不害怕么？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也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身为“正厅级”官员的南主席应该熟悉这样古老的中国俗话。不只南主席，其他的什么主席或厅级部级的官员们也是熟悉的。可是，看看已经“出事”的官员，哪一个不是在出事前仪表堂堂，正人君子到让人不知人间尚有小人呢？甚至，在出事的前一天，还在面对公众的某个大会上，咬牙切齿地大谈反腐，大谈正义，大谈主义和理想……每每面对这样的人和事，看看他们出事前在公开场合那种忧国忧民、那种正义坦诚的照片，我，直感到恶心！

《中国站起来》分《崩溃》《呐喊》《崛起》三部分，每个部分说了一句话。

《崩溃》篇说，一个人被强盗打翻在地，三天三夜爬不起来，第一天他充满了对于强盗的义愤感，第二天他还在寻找自强之路，可是第三天还无法爬起来，他感到绝望了，于是他不再谴责强盗，转而抱怨自己不争气，对自己从力气到道德到性格到祖宗十八代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否定，进而批判自己的劣根性。林则徐是第一天，康有为梁启超是第二天，鲁迅胡适蔡元培是第三天。

《呐喊》篇说，虽然各国各族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但是中国并没有一种超出人性之外的、在道德上处于其他民族之下的独特的劣根性。殖民国家和霸权国家也没有一种超乎他人之上的优根性。世界上只有一种人类，只有一种人性。中国人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借用西方人的话说，在“罪性”面前人人平等。借用老愚先生的话说，在“不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崛起》篇说，当今的国际社会是由西方人以西方的利益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治空间，中国已经被纳入这个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空间，在这里既需要跟他者相互合作、更需要跟他者相互博弈。中国人应该摆脱劣根性的自卑体验，挺直腰板子，光明正大地跟殖民国家和强权国家争权夺利，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如果我们过于自卑、怯懦，过于看重别人制定的不公平规则而不看重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要吃大亏，中国劳动阶层就要成为杨白劳。千万不要像当年将满族人豢养成八旗子弟那样，再一次将整个西方世界豢养成八旗子弟。

记者：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国门重启、思想解放、洋溢浪漫气质的年代。您在《中国站起来》中表达了不同意见。我们应该如何看待80年代？

摩罗：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20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摄入知识的阅读高峰期，所以完整地经历了八十年代知识界的躁动和潮涌。八十年代完成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遗产简单化、庸俗化的过程。五四建构了西方文化乌托邦，引导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八十年代建构了西方国家乌托邦，引导了对西方国家的崇拜，和对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崇拜。

五四运动强烈反对由英美控制的国际秩序，对他们在巴黎和会中勾结日本人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发出了严正抗议。可是，八十年代这一代人带着对中国的极大失望，一心崇拜西方国家和以西方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没有机会被西方殖民三百年而痛不欲生。他们指着香港说，如果英国当年不只占领香港，而是占领全中国，咱们早就富强幸福了如今天的香港了。

稍有知识的人就能够弄明白，香港并不是用英国的财富建设起来的，而是中国人民的膏血在流向西方社会的过程中，遗留一点点将香港建成了一个中转站。

印度被英国人殖民两百年，不但没有像香港那样富裕起来，而且手工业生产体系被殖民者完全摧毁，整个印度进入了一个“逆工业化”的状态，成为西方倾销工业产品的市场。他们的贫穷比中国还更加严重。

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比五四时贤倒退百步，成为西方殖民意识形态的信奉着、消费者和推销者。比如，九十年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其实是中国被组织到西方人控制的利益框架中的过程。此后中国与西方世界以及其他贸易伙伴关系日益密切，而利益的博弈也日益激烈。可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很少关心，他们只是站在西方意识形态立场，敦促中国加入到这个“文明的”国际秩序之中。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特征较少，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特征较多。所关注和研究的真实问题较少，兴趣较多集中在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