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并非结局

有点突然的离世

汉景帝在位17年，在纪年上却是3次换元年。第3次换元年是在公元前143年，这是他登基后的第14年。俗话说“事不过三”，他也就在这次换了元年后的第三年正月甲子日“驾崩”。

很可能汉景帝并没有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将近，尽管他很早就为自己建好了陵墓——阳陵，但不像他父亲那样，准备好了一份完整的遗诏。留在史书记载中的，只有一些简短的指示：

赐给所有的诸侯王、列侯“马二驷”（8匹拉车的骏马），所有的二千石职位以上的大臣，都赐予“黄金二斤”，所有的吏民“户百钱”。

所有的宫女都放归娘，终身免役。

这次他的临终赏赐比较实在，至于给老百姓赐爵位，因为就在10天前为了太子的行冠礼，为表示普天同庆，汉景帝已经下令天下所有“为父后者”——作为父亲爵位唯一继承人——都赐予一级爵位。当然按照儒家记载的周礼，冠礼应该是满20岁才行的，而这一年刘彻只有满16岁，居然就行冠礼算成年了。

汉景帝没有他父皇那样的人格感召力，也没有父皇那样的政治才能。尽管史书上说他的母亲窦太后喜爱黄老之学，从小给汉景帝及兄弟们请道家的老师，学习黄老的学说，这些学习的经历好像没有很明显的在他发布的诏书里留下太多的痕迹。好在他也没有太大的雄心，在政治上基本按照父皇的既定方针办。汉景帝好像也没有给他的太子很多的忠告。不像他父亲汉文帝曾经做过的那样。

文景之治的时代就有点突然的打上了句号。

“文景之治”的历史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孝景本纪》的末尾，给文景两代皇帝的统治做了个简短的总结：“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尽管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汉文帝时处处表现出崇拜之情，但在最后对于汉文帝、汉景帝两代总结上，他还是比较冷静，指出汉文帝以“大德”来怀柔，消除了来自异姓贵族集团——也就是功臣集团对于皇朝的威胁；汉景帝时代的矛盾已经在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与同姓皇族诸侯之间的爆发，为此他指责汉景帝偏信晁错的说词，急于削藩，使得皇族内部矛盾激化，导致七国之乱，相比之下，汉武帝后来采取的主父偃的办法，实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国土给儿子们分散继承，诸侯力量由此薄弱，再也不能成为朝廷的威胁。

司马迁把文景两代的主要问题着眼于解决威胁到朝廷利益集团，是非常了不起的。至于汉文帝是否是仅仅靠人格力量怀柔了功臣集团，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过了两百年左右，读了一肚子儒家经典的班固，在《汉书·景帝本纪》最后的一段赞语中，就没有这样的历史眼光了。他说：“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他的意思很明确，汉文帝、汉景帝父子两代在汉初“与民休息”基础上，又以“恭俭”为原则，实现“移风易俗”，使得百姓的道德风俗都趋于“醇厚”，正如孔子所说的，老百姓要经过三代的教育才能够遵循道德引导。于是，班固以为文景时代是一个足以和周代成王、康王并列的伟大的时代，是一个社会道德风尚达到了顶峰的时代。

后来的史学家都接受了班固提倡的那套道德史观，只有司马光觉得把儒家的历史观简单化到这个程度也有点对不住孔夫子。于是他在《资治通鉴》中引了班固那段话后，又将《史记》和《汉书》的其他记载揉合一起，接写了一段总述与评价：

汉朝开始的时候，承接秦朝战乱之后，经济凋敝财产匮乏，天子都凑不齐一样颜色的四匹马来拉车，将相大臣有的只好乘牛车，普通百姓家里没有任何的收藏。战争结束后，汉高祖禁止商人穿着丝绸、乘坐马车，还加重赋税。后来汉惠帝、高太后时，不再严格执行贱商法令，只是禁止商人的子弟出任官职。同时，汉朝开始严格建立制度，明确官吏的俸禄，设定各官府的用度后向百姓征发赋税。还实行财政分立制，皇帝以及各诸侯都有自己的收入，皇帝依靠的是山川、园池、市井租税，诸侯等依靠封地的收入，并不依靠朝廷的税收。向长安地区输送粮食的“漕运”，从关东各地到关中，每年只有数十万石。后来文、景两代，实行“清净恭俭”，大力减少朝廷的支出，让天下民间积蓄财力。这样汉初的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没有什么大的花费，只要没有水旱之灾，百姓就可以人给家足。城乡的粮仓都装得满满的，政府的库藏也有大量的财富。长安城里朝廷仓库里的铜钱达到“累巨万”，穿在钱眼里的绳索都烂掉了，没有办法清点数额；太仓里堆积的粮食陈陈相因，都堆到了外面，很多都腐败不可食用。城里到处都有马，田野里的马匹更是成群，骑了母马的都被人鄙视，无法参加聚会。乡里的小吏都吃好米好肉，做官吏的子孙相继，把职位当成了姓氏传给后代。由于人人丰衣足食，因此人人自爱，不轻易犯法，行为也都符合礼仪。

司马光的这段述评显然是从经济问题着眼，认为文景之治的最大贡献是节省政府支出，藏富于民，因此使社会保持安定。不过他后面的评论话锋一转：

也就在这个时候，法网疏阔百姓富裕，财主们日益骄溢，进行兼并；豪强结党，武断乡曲，控制一地。皇族宗室有封土的限制，而朝廷公、卿、大夫以下，都竞相奢侈，房屋、车服装都僭用高等级的标准而毫无限度。司马光感叹，“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因此后来出现汉武帝那样对内穷奢极欲，对外不断征伐，很快耗尽财力。

“重民”的背后

从今天来看，司马迁、司马光对文景之治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汉文帝上台后最大的政治难题是要对付功臣集团。既然功臣集团能够立他为皇帝，那么要废他也是容易的。所以汉文帝上台后要想办法让普通民众听到他的声音，这是他屡屡赐民爵、赐牛酒、废肉刑、发布德政诏书的主要动力之一。民众并不掌握选票，但至少可以对企图推翻皇帝的大臣们在发动叛乱、进行战争动员时造成阻力。

另一个直接向民众的呼吁以及实施仁政，也可以防止陈胜、吴广那样利用各级大臣官吏的严酷施政来动员造反推翻皇朝。尽量向民众显示出皇帝仁慈、爱民的正面形象，至少可以让民众发生的怒火引向那些直接压迫他们的官吏，而对皇帝永远保存着幻想。所以汉景帝尽管任用酷吏，但他却再三下诏明确宣布审判要宽大、允许疑难案件逐级上报，来博取一个仁慈的名声。

除了这些故作姿态的举措外，汉文帝与汉景帝还有计划的推行使平民有提升社会地位、改换身份可能性的社会政策。从汉文帝登基的当天开始，父子两位皇帝就经常性的“赐民爵”，不断让平民得到社会地位提高的虚假印象。另外，就如司马光所指出的那样，两位皇帝放松了汉初贱商的法令实施，并且实施经济放任政策，让商人有自由的发财空间。

司马迁、司马光都没有提及的，还有汉文帝、汉景帝拓宽了平民上升为官吏的道路。汉文帝登基后第二年就要求各地推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平民可以通过上书建言来获取官职。这后来就成为汉代举荐制度的滥觞。

平民出身的官吏起先没有军功爵位者那样明确的特权身份，汉景帝在公元前144年特意下诏，说：“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特意设立制度：年俸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郡守及朝廷九卿），可以乘坐插着两面红旗的车辆；一千石至六百石的（后者为县令级的），左面应插有一面红旗。其他还设定了服装、车辆装饰等具体制度，还要求对出行不按规定的、打扮不能显示官吏等级的，各地应该检举。

汉景帝在死前一年（公元前142年）还曾下诏，进一步放宽出任官吏的资格限制。原来秦及汉初都规定，出任官职的人应该“訾（赀）十算以上”（当时每万钱要纳税120钱为一算，也就是说家产价值应在10万钱以上），汉景帝指责说，资产太少的人不可以为官，可是资产多的商人又不能出任官职，是不合理的。所以他规定出任官职的资产资格改为“四算”（4万钱就可以了）。

家国一体

文景之治开始的另一个悄悄的革命，是皇权体制进一步完善。

汉文帝开始，将秦及汉初以来“宦皇帝”及“官吏”两大队伍的区别越来越模糊，职能越来越混同。原来只是皇帝侍从“宦皇帝”开始被皇帝派到朝廷任职，或者直接就接管了原来朝廷大臣的某一事务。这在秦末赵高揽权时也曾出现过，但在汉初并非如此。

与之相称的是，朝廷政治决策权进一步向皇帝集中。汉文帝和汉景帝任用的丞相，大多是老功臣集团代表性人物，而他们的决策却往往和丞相关系不大，主要依靠的是自己身边的侍从，以及后来的外戚。

为了抵制看来是过于强大的功臣集团势力，汉文帝努力的寻找一个足以信赖的利益集团，在他看来是天然同盟的皇族势力。他扶植淮南王刘长，不顾自己亲信谋士的再三劝阻，分封自己的儿子为诸侯王，出镇各重要地段。而他的儿子汉景帝却因为老爸的这个坚定推行的政策吃足苦头，惊慌失措的想要削藩，引起反叛势力空前团结绝地反击，好不容易镇压下去后，汉景帝又大力加强对诸侯王的控制。原来朝廷对诸侯国就派出一个丞相，其他的官员都是在当地自行任命的，汉景帝在平叛后，先是取消诸侯国丞相的那个“丞”字，只叫“相”，表示低一级；同时开始直接任命各诸侯国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包括了军队的指挥、宫殿的守卫与管理。

皇族的兄弟们不大可靠了，自己的儿子们还比较小，能够支持皇帝的力量就只有外戚了。本身就强悍的窦太后，已经为皇帝儿子出了太多的硬性的建议。汉景帝自己的王皇后，也是功于心计的女人，善于利用枕头风。窦家的窦婴，王家的王信、田蚡、田胜，都迅速在朝廷里占据了位置，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周亚夫离任后，没有人再来阻挡外戚封侯。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乘着给匈奴叛投过来的4个头目封侯，“顺便”将王皇后的哥哥王信封为盖侯。而汉景帝一死，汉武帝刘彻一上台，发布的第一批政令里，就是将王皇后另外两个同母异父兄弟封侯，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刘氏的天下真正成为刘氏家族的天下，在文景之治的时代里完成了。

文景之治结束了。

一个主要依靠各势力集团势力因为种种客观政治形势、也由于两代统治者主观努力而勉强达到的政治平衡局面结束了。

有了富裕财力的朝廷，有了独占决策权的皇权，面对的朝廷则已经没有了集团化的势力：功臣集团已经大大退化，失去了原有的号召力与政治能量；文武官队伍已经逐渐平民化而只有一些联系不紧密的小集团；外戚集团势力刚刚兴起，还是皇帝对付大臣的帮手；皇族诸侯王已被分化，难以再联合为一个反叛势力。

现在在皇位上是一位年轻的、富于活力的皇帝，积蓄的财力和政治遗产，必然要有一个使用的方向，对外的冲击已是不可避免，而对外的冲力也必将带来对内的更明显的变革。一个“大有为”的时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