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9月，开始读研，这是我读书历程中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我导师大概不是硕果仅存、也是凤毛麟角的保持传统书卷气的教授。他小时候背诵四书五经，到我进学的时候，仍然是提上句接下句。复试时是面试，出的一个题目是谈谈《周礼》这本书，导师的意思大概是想看看我是否知道经今古文之争，以及是否了解周礼里陈述那套制度。我那时翻阅过周礼，可是并没有底气来谈论里面的制度，才说了几句，导师就追问前后关系，弄得狼狈不堪。后来导师放了我一马，只是淡淡的说一句，“不要轻易下断语”。

进学后，导师布置，每个人先去买一套刚重印的《十三经注疏》，花一年时间阅读。每开课程，极少开列共和国时代的出版物（印象里大概只有瞿同祖先生的名著外，读研时中文本刚出版不久），都从基本史料阅读开始，辅之以明清时代的学者的研究成果。

导师并不是那种两脚书橱式的教授，他并不喜欢掉书袋。他非常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他强调掌握法学理论基础，开列了一大批西方法学名著，要求阅读。但同时他也从来不把任何理论当作是教条，他自己也总是从几方面来叙述他的观点，鼓励我们在习作中创立自己的说法，只是一定要能够自圆其说。

另外，当时日本学者开始来华交流，赠送了一些书籍。特别是仁井田陞的4大本研究专著。导师不懂日文，曾命我翻译仁井田陞成名作《唐令拾遗》的序论。对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阅读，建立了另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我过去的阅读具有游击队风格，没有很正规的体系。读研的3年，虽然杂书还是看得很多，不过专业阅读的主线不再有任何的动摇。按照导师的布置，3年里认真阅读了本学科最基本的史料、论著，留下了7本硬面抄笔记本，以及差不多一皮鞋盒的卡片。

虽然在研究生阶段只和同学合作发表了一篇会议论文，但是我们的硕士论文已经站到了学科的新领域门前。3年的读研读书，为今后的教书生涯打好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