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德里《审判的历史》一书，试图把人类历史上林林总总的审判方式、形形色色的著名判例都安置到一个进化的阶梯之上，给读者理出一个理解审判发展历史的线索，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作者排列的人类审判制度的第一个台阶，是古代的祭祀神祗仪式。那时的审判犹如是一种“祛除罪恶”的仪式，为了制止神祗的愤怒，人们将触犯禁忌、得罪了神祗的作恶者驱逐出人类社会。审判制度演进的第二个台阶，作者认为是神明裁判，人们将无法解决的案件的当事人交付一些考验项目，比如火烧、水淹、决斗等等，受伤就算是“上帝之手”指出了败诉者。再往上的一个台阶，是很多欧洲大陆国家普遍采取的“纠问式”审判，由法官用严刑拷打迫使被告认罪。

本书着墨最多的审判制度，是作者本身最为熟悉的英美等国实行的陪审团审判制度。作者虽然是将这种审判制度放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不过本书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审判制度，相反，还用了大量的篇幅和案例，来说明这个制度的种种荒唐之处。

本书给刑事审判制度历史演进作出的解释，刑事审判是由“对惩罚的渴望和对误判的担心”这对永恒的矛盾在推动。前者是以宝剑为象征的、一种来自于大众的（或者是试图利用大众情绪的统治者）急切的复仇、惩罚的情感的非理性的诉求；后者则以天平为象征，强调的是对于人类社会有长久利益的公平原则，往往来自于社会精英分子的一种理性的冷静选择。而刑事审判制度本身倒是无所谓好、无所谓坏的，正如作者对于自己描述的英美陪审团审判制度，“是好还是坏，这恰恰是我所回避的问题”。

循着这样的思路，作者展示了欧洲及北美历史上的审判制度，以及为了说明这些制度的功效而精心挑选的审判案例。生动的描述，使本书很像一本通俗读物，但是每章后长长的引文注释，又使本书具有权威学术著作的性质。使得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接受作者那种冷静到冰点程度的旁观者立场。

我们从一般的历史读物里都会阅读到对于古典时代希腊城邦民主社会的歌颂，而作者却通过古希腊悲剧《俄瑞斯忒亚》、著名的对于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审判，揭示出雅典的公民广泛参与的审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极其迷信的、用来摆脱罪责的社会净化仪式。

神明裁判，在几乎所有的历史书籍里都作为是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标志性事物。可是在本书中，作者却令人信服的证明，这也是一种在人们心底建立起控制攻击性本能的机制的途径，是当时人普遍相信、普遍尊崇的审判形式。只是由于这个制度后来倒过来影响到了天主教廷的利益，才逐步被天主教廷排斥。

作者指出，由于天主教廷在西欧的政治地位的上升，为了与诸侯争夺政治权利，实现对民众的有效控制，教廷掀起了迫害宗教“异端”、追查“巫师”的运动。而由于在这场运动中需要以人们的宗教信仰、思想方式来定罪，教廷在宗教审判中广泛推行了纠问式的审判，并逐渐使这种由社会精英担任法官、独立定罪量刑的制度在欧洲大陆普及开来。

至于英国产生的陪审团审判制度，作者也不认同18世纪英国法学权威布莱克斯通的赞美之词：“公正选出的十二位中立者值得所有人的信任”、他们所作的裁判是国家自由的“神圣堡垒”。本书以大量的案例描述了陪审团制度长达数百年的历程，并有点苛刻的将陪审团审判比作是一种戏剧表演。而且随着大众媒体的日益盛行，陪审团审判越来越变成一种代价高昂的戏剧演出。

本书和以上这条算是理性的、“对误判的担心”的审判制度发展线索相穿插的，是另一条非理性的、“对惩罚的渴望”的线索。本书以约三分之一强的篇幅，记述了历史上一些为了给当权者或社会寻找替罪羊、满足大众“对惩罚的渴望”的“世纪大审判”。主要有欧洲中世纪蔓延全欧洲的“搜寻女巫”的审判，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对于政治反对派的“莫斯科表演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德国法西斯战犯的大审判。在作者带有辛辣的嘲讽口味的描述下，这些审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仇恨压倒了理智。

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作者的结论很简单，刑事审判应该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天平应该优先于宝剑。作者承认，“在裁判犯罪的问题上，很难想象有比现代刑事审判更没有效率的方法”，但是“以效率来评断审判是没什么意义的，那就像是以精确性来评价一场婚礼或者一场葬礼那样”。作者认为，“刑事裁判其实展现了人类尊严的含义，显示一种文明尊敬地对待最卑劣的敌人”。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防止当社会危机发生时，人类社会“忘却它的梦想”。

作为一名中国的读者，阅读本书会获取大量的有关审判的知识，更会带来很多的启发。中国一般读者所不了解的欧美审判制度历史，曾经长期的笼罩黑暗之中，残酷的刑法与大量冤假错案交杂。但是对于公平公正的追求，“对误判的担心”一直引导着审判制度的演变，尽管有的时候“宝剑与天平”被“大棒和胡萝卜”取代。这曲折的道路，自然能够引发中国的法律工作者以及普通读者对于法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