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奴》是荀派京剧名剧，其他剧种也有此剧目。剧名还有《鸿鸾禧》，《豆汁记》，《棒打薄情郎》等。这个故事来源于明代作家冯梦龙编撰的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金玉奴》剧情说的是一个最令人齿冷的忘恩负义的故事，很能打动观众。书生莫稽在严冬风雪中，饥寒交迫，倒卧于乞丐头领金松门首。金松外出未归，他的女儿金玉奴在门口盼望父亲回家，偶然发现莫稽，于心不忍，收留莫稽，莫稽爬进金家，喝了金玉奴给的豆汁才得以活命。金松回家，见金玉奴喜欢莫稽，招赘莫稽进家。金玉奴与莫稽成婚后，鼓励莫稽进京赶考，莫稽得中进士，点为江西德化县知县。但莫稽一旦为官，就嫌弃金玉奴出身卑微，在赴任途中，推金玉奴落水，并将金松逐去。金玉奴大难不死，被为江西巡按林润所救。林润问明原委，收金玉奴为义女，并差人将金松寻回。德化县为林润所辖，林润伪称欲以己女为莫稽之妻。莫稽因得攀上司，喜出望外，欣然进入洞房，不想痛遭棒打。金玉奴当众斥责莫稽薄情负义。林润当场下令将莫稽冠戴摘去，令其“回衙听参”。金玉奴仍留林润处侍奉老父。

乞丐能否配秀才

观众在欣赏这台名剧的同时，也不免会有点疑惑，在古代社会，乞丐真能配秀才？答案是肯定的：乞丐确实可以配秀才，在古代法律上丝毫没有禁止这种婚姻的禁令。

古代法律确实规定婚姻要“门当户对”，良贱不能成婚。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等级并不是按照财富来划分的，王公贵族唯我独尊是来自和皇帝的亲缘关系，文臣武将享受荣华凭借的是官职等级，士大夫享受特权靠的是考试得来的“功名”，而普通百姓之中的等级却是要看所从事的职业来定的。而乞丐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习俗上都不是贱民。

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里特意说明：“若数着‘良贱’二字，只说倡（妓女）、优（演员）、隶（皂隶衙役）、卒（牢头禁子）四般为贱流，到数不着那乞丐。看来乞丐只是没钱，身上却无疤痕。”这最后一句“身上却无疤痕”，点明中国古代社会里“贱民”之贱就是因为他们糟蹋了父母留给他们的身体：倡、优让自己的身体让人亵渎，隶、卒使自己的身体动辄遭长官责打。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是“孝”，《孝经》里明确规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要“扬名后世”，显然不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而好好保全父母赐予的身体，实现最基本的孝道，却是人人都能够身体力行的。而这四种人靠糟蹋“身体发肤”来谋生，所以被世人鄙视之极，是让人侧目的贱民。清代作家李渔在他的短篇小说《连城璧》第三卷“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里，也说世间职业行当倒数起来，第一下流的是“强盗穿窬”（被抓后不仅要责打受刑，还要断头暴尸），第二下流的是“倡优隶卒”，乞丐倒是在其之上的第三等级，是“英雄失足的退步、好汉落魄的后门”。

乞丐不属于贱民，自然可以和秀才通婚。在古代的戏曲小说中，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比如明末清初短篇小说集《石点头》第六卷“乞丐妇重配鸾俦”，讲的也是一个乞丐妇人居然成为官太太的传奇故事。

“糟糠之妻不下堂”

 五四以后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重点之一，就是传统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因此近代观众在观看《金玉奴》时，会觉得莫稽完全可以用男方单方面离婚的“休妻”来摆脱金玉奴。在今本的《金玉奴》里没有这样的一段过门，但是在《金玉奴》所本的小说《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里，确实还有莫稽做官后的一段心理描述：“早知有今日富贵，怕没有王侯贵戚招赘成婚？却拜个团头做岳丈，可不是终身之玷！养出儿女来还是团头的外孙，被人传作笑柄。如今事已至此，妻又贤惠，不犯七出之条，不好决绝得。正是事不三思，终有后悔。”也就是说，莫稽也曾想过以“七出”的名义休弃金玉奴，只是金玉奴很贤惠，找不到什么借口。

“七出”是中国历代法律允许男方以七项理由单方面休弃妻子。这种说法来自于儒家经典《礼记?昏义》，后来被历代法律承认。这七种情况包括：不顺父母，或称不事舅姑，指对公婆侍奉不力、有失恭敬；无子，妻子没有生养男性子嗣，将使家庭失去祭祀者和继承人；淫或淫泆，其恶果并非是损害夫妻感情，而是将使宗族子嗣不纯；妒或妒忌，是指不能容忍丈夫纳妾；有恶疾，则不能入家庙助祭；多言或称口舌，指在家族中搬弄是非，离间亲属情义；窃盗，因为当时妇女不能私有财产，因此无论私占他人或族内财产，都是违背礼义的。因此，丈夫可凭这七条中的任何一条休弃妻子。

可是儒家是一个“给出路”的学派，儒家另一经典《孔子家语》又有一个说法，对男子施行“七出”休妻进行限制，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同样也被历代的法律吸取为法律规范。“三不去”，分别是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和前贫贱后富贵。就是指在妻子的母家已无人、妻子曾与丈夫共同为夫家父母服丧三年，或丈夫结婚时原贫贱而出妻时已富贵这三种情况下，即使妻子有七出行为，丈夫仍不能出妻。

据《后汉书?宋弘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寡居在家，很仰慕朝中大臣宋弘。可是宋弘已经结婚了。于是光武帝招宋弘进宫交谈，并让湖阳公主躲在屏风后面倾听。光武帝笑着对宋弘说：“我听说有这么一句话‘贵易交，富易妻’，人显贵了，就要另交朋友；发财了，就要改娶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啊！”可是宋弘却一本正经的回答说：“我听说的正好相反，不是一直有‘贫贱之交无相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佳话吗！”光武帝听后便不再提起此事。

由于后代法律吸取了儒家这个“三不去”的原则，“糟糠之妻不下堂”不再仅仅是男方的一项美德，而是成为一项法定的义务。莫稽想要单方面休妻，还不那么合情合法。“先贫贱后富贵”，正好就是指莫稽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办法以“七出”理由来休妻。

夫妻能否再复合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这个《金玉奴》演出本是非常晚近的，是由荀慧生于1959年才正式改定的本子。

在冯梦龙的原作《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将故事的历史背景放到了南宋时的临安城（今杭州），金玉奴之父金老大是祖传的乞丐头目，已经做了七代的“团头”，“住的有好房子，种的有好田园，穿的有好衣，吃的有好食”。是金老大想为金玉奴找一个书生丈夫，才请人做媒，与穷秀才莫稽成亲。而最后金玉奴得到莫稽的顶头上司许德厚的帮助，以许德厚义女身份再与莫稽成亲，当晚布置丫鬟将莫稽棒打一顿。经许德厚夫妇相劝，金玉奴与莫稽和好，再作夫妻，白头到老。

 而在传统戏曲《鸿鸾禧》里，也是将莫稽与金玉奴的姻缘定为上天注定，开场由“天喜星”宣布：“金玉奴与莫稽，有姻缘之分。今奉玉帝敕旨，与他二人完姻。”最后的结局也可想而知，由天喜星安排，在金玉奴棒打莫稽后，两人和好如初。

荀慧生多次扮演《鸿鸾禧》，但非常不满意这个戏的结局，认为旧本强调婚姻本天定，含有封建迷信色彩。而在情节上，荀慧生也认为莫稽忘恩负义，是十足的反面人物，而旧本是为了维护“一女不嫁二夫，必得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偏要在棒打之后，使二人言归于好，破镜重圆。“我每演至此，总感心情压抑，甚为金玉奴不平。”因此1959年，乘着北京市举行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会演，荀慧生重新改了《金玉奴》，最主要的就是将原剧“大团圆”结尾改为不团圆收束。这个演出本流传至今，全剧以莫稽罢官、金玉奴不愿与之复合为结尾。

 这样的修改虽然很符合现代观众的观感，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律史上的依据。莫稽谋杀妻子，这在古代法律里并不构成强制离婚的条件。古代法律规定“义绝”为强制离婚要件，所谓“义绝”是指夫妻一方对于另一方或其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殴打、通奸、杀伤行为。《唐律疏议·户婚》的解释是“夫妻义合”，所以当发生“义绝”就必须离异。唐令规定的应“义绝”的情况包括：（1）丈夫殴打妻子的祖父母、父母，杀死妻子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姑母、兄弟姐妹，与妻子的母亲通奸。（2）妻子企图谋害丈夫，殴打谩骂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杀伤丈夫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姑母、兄弟姐妹，与丈夫缌麻以内的亲属通奸。（3）丈夫和妻子双方的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姐妹之间有杀害行为。并且规定即使是妻子尚未正式过门成婚、或者是这些杀伤行为已被朝廷赦免，仍然都必须解除婚姻。

这里所谓的“义”，主要就是夫家的宗族利益，这些条件显然偏向于丈夫一边。比如妻子只要有谋害丈夫的企图、只要有谩骂丈夫尊亲属的行为就必须“义绝”，而丈夫则要有殴打妻子尊亲属的行为才算“义绝”。丈夫谋害妻子行为，并不属于“义绝”的范畴。不构成“义绝”，女方提出解除婚姻，只要男方不同意，婚姻就无法解除。金玉奴痛恨莫稽忘恩薄情，但只要莫稽不同意，婚姻还是无法解除。只有林润利用顶头上司的身份施加压力，迫使莫稽同意离婚才行。

至于莫稽的乌纱帽是否能够保住？也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谋杀妻子罪名，如果是妻子已死，确实是一个要处死的绞罪。不过金玉奴未死，按照图谋杀人减二等，就只是一个折合为行政处罚的徒刑罪，并非重罪。因此荀慧生改编《金玉奴》剧本，在这一点上还是符合了古代法律的基本原则，没有像近代包公戏那样请出铜铡来砍掉莫稽脑袋，安排林润的台词只是说：“似你这样为官，焉能一心秉正安良除暴，回衙听参！”就是先行离职、等待处分的意思，这是作为巡按御史可具有的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