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我们如此之近

拿到了新的一期《收获》，连忙从中间翻开——这本杂志我从来是只读中间的“亲历历史”等几个非文学专栏的。

叶兆言《记忆中的文革的开始》，费振钟《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

这两位的年纪与我相当，文革开始的时候都是9、10岁的样子，因此读来分外亲切。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叶兆言以这个基调回忆了他如何因为母亲主演《江姐》而得宠，又如何因父母被揪斗而倒霉，最后还从造反派的嘴里得知他自己是烈士的遗孤，现在的父母只是他的养父母。

怕读者不能领会，他最后又专门写一段后记来强调他的主题：《江姐》之类的经典文艺作品，“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说白了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实基础，在这种意识形态教育下，让老百姓接受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

与上述的叶兆言的议论颇多的短文相比，费振钟的文章更具有个人回忆录的风格。他回忆了自己如何为了吃一碗白吃的阳春面而参加了造反，在抄家时钻到汪麻子家的床底下抄出了反动罪证银元宝。而自己家也正在这一天被抄了家。以后他的做中医的祖父如何被揪斗毒打，他如何在河沟边发现自杀者而受到心灵的震动。

不过他也“顺便”议论几句：如：“‘文革’当中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创举，说假话就是创举之一。每个人都有说假话的天才，只要需要，并给予条件和环境，生长假话比田地里生长野草都来得快。”

文革发动已经将近40年了，至少已经有两代人的间隔。除了一个“洪太尉误走妖魔”式的官方解释，以及依靠阿Q的那个叫做“遗忘”的法宝，我们这个社会自以为早已远离了文革。但是实际上它却正象文革时放了又放的那部《列宁在1918》电影里列宁的演说所说的那样：“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腐烂！发臭！！并且毒害着我们！！！”

我们的下一代还是受着基本上同样的意识形态的教育，而由于随处可见的巨大生活差距使他们生活的压力远比我们当年还要大，如果一旦“条件与环境”形成，“在那一刻，我站起来了”的将不是野草，而是冲天的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