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读了王兄的这篇文章，很是感慨，今天特意转过来，也是一个纪念。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逃课很厉害，到了两年级下半学期，几乎很少去上课。可是惟独郭先生开的西方史学史，我是一堂课不拉的全部听了一遍的。
不知何故，郭先生中年以后口吃得很厉害，上课的时候一句话断成好几截，听起来很累，很多同学选了这门课，大多逃亡，坚持下来的大约只有我和王兄等十来个“死党”了。
我们坚持要听这门课实在是因为当时根本就找不到一本有关这个学科的书可以看，而郭先生上课总是追根寻源，耐心的给大家介绍基本的西方史学名著、名家。和大学里的大多数课程一样，具体的内容现在已经是不甚了了，可是郭先生那认真的神态、讲话结巴时涨红的脸一直留在自己的心间。
看了王兄的文章才知道郭先生曾经是那样的活跃，可是我印象里的郭先生就只有认真严肃了。
我们这批学生现在基本上也都是过了半百了，是当年郭先生给我们授课的年纪。在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我想还是尽可能的继续保持年轻、活跃的心态比较好。
狷介耿直 淡于名利 ——怀念郭圣铭先生
2006-07-07 作者：王晴佳
■王晴佳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郭先生的狷介和耿直，使他淡于名利。他当时决意回国效力，如果就经济而言，损失颇大，因为当年如果他不回国，便有机会到联合国从事翻译工作，退休以后，待遇将会十分优渥。而他和师母以后到美国安度晚年，则只能屈身在一房一厅的老人公寓里，与他当年没有回国的朋友的豪华住处相比，几有天壤之别，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当时的决定，仍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繁荣发展……
近年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的研究，慢慢多了起来。有些人也已经将自容闳以来到西方留学的几代中国人，加以比较研究，指出他们遭遇之不同。对于新一代的留学生，更有诸如“海归”、“海燕”和“海带”等术语，用来形容他们的种种举措和行为。的确，就留学人数和留学地区而言，自然以1980年代以来为最多。但如果以人生经历的复杂多变而言，则当数上世纪中期的一批留学生为最。本文的主角郭圣铭先生(原名郭节述，1915－2006)，便是其中的一位。的确，这批留学生，属于“五四”的学生辈，不但在文化上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也曾身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烽火，在政治上面临过国难家亡和以后“文革”的种种考验。由此意义上看，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可惜的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作古。因此笔者写作本文，不但是为了表达我对郭圣铭师的深切悼念，也是为了呈现自己对这一代学术前辈的崇敬之意。
记得第一次与郭圣铭先生正式交谈，还是在二十多年以前，我即将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时候。作为“文革”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自己也为当时尊重知识、渴求知识的风气所感染，因此打算在毕业之后，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那时中国开放不久，正处在又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因此青年人对西方学术和文化，兴趣颇浓。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世界史研究，颇有声望。除了郭圣铭先生以外，尚有王养冲、林举岱等前辈学者，还有中年辈的李巨廉、王斯德先生等，在一些专门史的领域，建树亦多。我在本科求学期间，便聆听过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课程，有幸考上郭先生的研究生以后，又在他的指导下，逐字拜读了他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一书。该书是中国学者所写的有关西方史学发展的开山之作，于是郭先生开始招收这一领域的研究生，而我与几位同学，也侥幸成为他的“开门弟子”。
说道“侥幸”，是因为当时我对郭先生的生平，并不了解，而且在成为他的弟子之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夸耀自己的身世和学历。我只知道郭先生自中央大学毕业以后，曾在美国留学，1950年代初回国任教。而在平时的交往中，郭先生也从来没有故意显示他的“洋气”。他常常身着中山装，脚穿黑帮白底布鞋。我们去他家上课，喝的也是浓浓的中国茶，常常杯子里的茶叶比水还多。其实，郭先生也不有意给我们这些弟子什么特别待遇，而是他鼓励我们去上我们喜欢的课程，扩大我们的知识面。由于多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关系，当时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教师中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有时甚至可用“剑拔弩张”来形容。郭先生为人谦和、谨慎，但也有自己明确的立场，但他从来不会因此而影响我们的选课。他的教育宗旨是遵循韩愈《师说》的名言，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而他一再嘱咐的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些说法，他常常挂在嘴边，但却让人很难想像这些话出于一位喝过“洋墨水”的教授之口。那时我刚刚步入史学之门，听到这些教诲，还无法真正理解郭先生的苦心，因为很难想像自己能青出于蓝，但对郭先生的鼓励，则又铭感在心。
的确，我们这些在“文革”的风雨中长大的一代人，要想在学业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谈何容易！多年以后方才知道，郭先生出身书香之家，其祖父曾是清末的进士，父亲亦为私塾先生多年。因此郭先生早年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以后他考入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中央大学，师从朱希祖、沈刚伯等先生，前者为中国现代史学名家，后者以后亦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此郭先生可谓史学科班出身，学养深厚，远非吾辈所能及。1945年郭先生又考上教育部庚款留学英国的名额，成为那年史学门的“状元”，或“双状元”，因为那时留英和留美的名额，史学门仅取一名。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吴于廑(本名吴保安)，便是在1940年考取而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吴以后回国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亦是郭先生的老友。顺便一提的是，当今史学名家何炳棣，则是在1943年考取的史学门留学美国的名额，而一代学问宗师钱锺书，则于1935年考取的文学门庚款留学英国的名额。
但考取留英的名额以后，郭先生又将它放弃了，因为那时他已结婚，而师母又正怀有身孕，而作为留学生去英国，并没有夫人“培读”的经费。因此他又以优异成绩，考上外交官，携师母来到美国的新奥尔良，一边在领事馆工作，一边在杜伦大学(Tulane University)研究所攻读。他考取庚款留英又将之放弃的作法，让许多人记忆犹新。譬如曾留学美国，以后长年执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孙秉莹教授，事隔多年以后，仍然能记得郭先生当年的“荣耀”及其出人意料的结果。
其实，郭先生一生中，还有不少出乎意料的举动。而这些举动，又常常能折射出当时中国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大凡认识郭先生的人，或许都会注意到他的口讷，因此很难想像他年轻时候的口若悬河，更难想像他曾是一个激进的左翼学生。譬如1936年他在中央大学，曾发表纪念鲁迅的演说，被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署名郭有光)。他还翻译了美国共产党员约翰·里德(John Reed)描述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实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其文笔之流畅，译文之精准，让人无法相信郭先生那时大学尚未毕业。到了美国以后，虽然他为外交部工作，但却仍然保持了左翼的立场，因此他在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常以“身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事实也的确是如此。记得他有一次对我说，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去美国治疗高血压，路经新奥尔良，曾与郭先生交谈，并希望延揽他到史语所工作。傅斯年在一年以后，随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而郭先生则积极与中共地下党接头，准备回国，报效祖国。经过多方奔走，他在1950年实现了这一愿望，携师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搭船回国了。他们是1949年之后回国留学生的第二批，也是最后一批。以后《人民画报》刊载了这批留学生的照片，郭先生一家坐在了第一排，神采奕奕，意气风发。
郭先生由于在学生时代便从事左翼学生运动，因此与不少地下党员都有来往和接触。他们一家的回国，便得到了李春晖(曾主持当时留学生事务)的协助。其他与郭先生熟识的中共领导，还有许立群、周克等。他回国的时候，带有地下党的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廖承志，并由其安排到那时还由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工作。但郭先生到了华北革大受训之后，决定从事教育工作，因此这两封介绍信便沉入箱底，连师母都不知道，直到“文革”中抄家才得见天日。有关自己早年的“革命”经历，他从来没有与我们学生谈起过，更不要说夸耀了。以后政府曾与他谈过，认为凭他学生时代的左翼活动，他可以在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但对于这个让许多人垂涎的名誉，郭先生则轻易地将它放弃了。
郭先生的狷介和耿直，使他淡于名利。他当时决意回国效力，如果就经济而言，损失颇大，因为当年如果他不回国，便有机会到联合国从事翻译工作，退休以后，待遇将会十分优渥。而他和师母以后到美国安度晚年，则只能屈身在一房一厅的老人公寓里，与他当年没有回国的朋友的豪华住处相比，几有天壤之别，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当时的决定，仍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繁荣发展，并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命运，作出了认真的思考反省，并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仍然笔耕不辍，让吾辈钦佩不已。但他对于自己的过去，却无意夸耀。纽约圣约翰大学的李又宁教授研究郭先生这一代的留学生，希望他能写一回忆录。虽经我多次催促，郭先生仍然不愿动笔，而总是谦虚地说，自己一生平凡，不值得留下记录。
其实郭先生的学问，跨越了世界史的许多领域，为国内世界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在回国以后，出版了多种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以外，尚有《世界古代史简编》《世界中世纪史讲稿》《世界近代史讲稿》《文艺复兴》《世界文明史纲要》等。他的译著，除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外，还有《俄国历史地图解说》和《美国独立宣言》等。得益于他中英文的造诣，他的翻译之优美，有口皆碑，信、达、雅皆备。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虽然尊敬鲁迅的人格，但他对鲁迅提倡的“直译”，却不苟同，而是信奉著名翻译家傅雷的信条，那就是“如果巴尔扎克是中国人，他就会用这样的语言”。换言之，翻译必须找出最佳的中文对应词和对应句式，表达外文的内在含义。郭先生曾对我举例说，尼赫鲁著有一部印度史的著作，其书名被译成《印度的发现》，流传甚广，因为尼赫鲁一书的英文原名是The Discovery of India。但“印度的发现”，则不像是中文。如果以中文的动宾句式，那么应该是“发现印度”。但郭先生认为更好的译法，则该是《印度的真相》，因为尼赫鲁就是想用自己的著作，来反驳、纠正西方人对印度历史的不实描写。对于郭先生的这番见解，我的印象特别深。近年由于常常会接触翻译的问题，更感到郭先生说法的合理，并在许多场合加以宣传。我的看法是，翻译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将原来陌生的东西，加以“熟悉化”，以帮助国人加以理解，因此必须在掌握原文的意思之后，用国人最能理解的方式表达。中国的电影界在译制外国电影的时候，便有不少成功的地方，颇可借鉴。但可惜直至目前，学术界的翻译，大都过分拘泥于原文，甚至还照搬原文的标点符号，因此读起来佶屈聱牙，半通不通。这不但是一种偷懒，而且还显示其实译者对于外文的意思，没有达到深入透彻的理解，而其中文的表达，也欠缺功夫。
郭先生的学问之道，的确有过人一头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他最让人怀念的地方，还是他的为人之道。这是因为，在他的同代人中，像他那样学兼中西的学者，自然还有人在。但像他那样堂堂正正做人，忠实自己学术观点，不愿曲学阿世的人，则并不多见。他们这些在1950年代回国的学者，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而在“文革”中，更是历经磨难。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或获得某种名利和地位，便做出了对不起朋友和同事的举动。还有的人为了媚世，不断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观点，以学术为政治服务，因而晚节不全。我们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苛求他们。事实上，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学富五车、知书达礼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不耻举动，进而反省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黑白颠倒和荒谬绝伦。但在这同时，我们也应该对那些同样处于荒谬的年代，面对同样的考验，但却仍然正直无畏的人，表达我们应有的敬意。
郭先生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榜样。他早年思想左倾，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如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却不居功自傲。留学回国以后，他身无半职，用师母的话来形容，“连一个三人小组长都没有担任过”，可他不以为忤，一笑置之。但对于看不惯的事情，他还是敢大胆批评。如在大跃进的时候，学校停课炼钢铁，他就批评道:“炼钢炼不出历史”。更可贵的是，在“文革”当中，他曾为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班所拉拢，参加过几次他们的会议。但他并不以此为机会，卖身投靠，以求一己之荣。相反，他不畏权势，当面与写作班的头目就学术问题争论，指出他们的不学无术和论点荒谬，因此自然遭到了排挤。古人有言，“人到无求品自高”，郭先生面对权势的无畏无惧，缘自他的“无求”。“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郭先生的耿直、正义，出于他做人的坦荡。而他学问的博大，则是因为他的谦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作为郭先生的一个学生，我与其他同学相比，与郭先生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亲近。1984年底我取得硕士以后，便留华东师大任教，担任讲授“西方史学史”等课程。在准备出国留学的时候，又得到郭先生的多种指点和强力推荐。最近的十年中，我们同在美国，虽然居住在东西两岸，但我还是有机会去拜访郭先生和师母，而郭先生也时时与我通电话，告诉我他的起居住行和阅读生活，使我继续从中得到教诲。每年年底，郭先生常常贺卡先施，用工整的字体，以“晴佳老弟如晤”起首，向我致以亲切的新年问候。遗憾的是，在他生病住院的最后三个月中，我恰好不在美国，因此未能在郭先生弥留之际，与他作最后的交谈，听到他临终的嘱咐。这也许是一种不幸，但能成为郭先生的一个弟子，亲炙他的学问道德，则又是鄙生的万幸。因为，我从郭先生那里学到的，已经会让我余生受用无穷，而他的文章楷模，更会让我铭刻在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郭先生的风骨节操，将会成为他的亲人、学生、同事和朋友的共同记忆。
愿郭圣铭先生安息！
(本文的写作，参考和引用了郭圣铭先生的公子郭景德写作的有关他父亲的大文，特此说明，并表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