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赵诚的名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只知道他是山西省委党校的“七君子”之一，我虽然对他心存敬意，却不了解其他情况。90年代初我搬进山西社科院宿舍，与丁东成了邻居，知道他和丁东关系很好，只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内向，没有主动和他交往。后来我听说他患了肺癌，一阵悲凉袭上心头。人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然而现实情况却似乎相反，于是一种怨天尤人的情绪油然而生

不久，丁东提前退休回到北京，赵诚的病也开始好转。丁东每次从北京来太原，总是劝赵诚写点东西。我听了这话，还怕对病人不利。后来丁东与黄万里取得联系，赵诚正好在北京，便一同前去拜访。于是赵诚写了一篇《但教莫绝广陵散》的文章在《老照片》发表，获得广泛好评，黄先生也比较满意。黄万里去世后，为了让世人更了解他，赵诚主动承担了撰写黄万里传记的任务，为此他多数上北京、下四川、赴湖南，不了解情况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癌症病人。

这时候，我们来往多了起来。说实话，当时我既为赵诚的身体捏一把汗，也担心他能否完成这一任务。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写作任务异常繁重，但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好。前两天他把这本沉甸甸的书送来时，我看到他红光满面，已经完全恢复健康，真为他高兴。

赵诚走后，我迫不急待地打开这本书，我看到黄万里也有类似经历。黄先生在1977年60多岁时发现尿血，后来又患胃癌和结肠癌，先后做过五次大手术，然而他不但没有倒下，还照常工作，一直活了90多岁。这可能是他不断发表意见，不断与恶势力抗争的结果。据说癌症与人的情绪密切相关，特别是当人的心情郁闷而又没有发泄的渠道时，最容易患此疾病。黄万里晚年看到水利界依然有许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不是关起门来生闷气，而是不顾个人安危，反复上书中央，力陈利害得失。正因为如此，他才不至于把话窝在心里，憋出病来。“为有良知吞豹胆，全凭正气犯龙鳞”，这是张承甫、鲍慧荪夫妇看了赵诚在《老照片》那篇文章后写的诗句，可见良知和正气既是战胜丑恶的利器，也是击退病魔的良药。

阅读中，我发现这本书的看点很多，比如黄万里的父亲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岳父是辛亥革命元老丁惟汾。他小时候非常淘气，后来终成大器，这说明当时的教育合情合理。黄出国留学时选择了水文专业，成为我国第一代水文学家；回国后又长期从事专业工作，对长江、黄河有非常透彻的了解。1957年，他因为反对三门峡水库和写了一篇讽刺小说，成为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儿女们升学也受到株连。这些事为黄炎培与毛泽东讨论社会周期率的那个典故平添了许多滑稽。黄万里的右派帽子，直到1978年才被摘掉，是戴帽时间最长的右派之一。之所以如此，恐怕与他那刚直不阿的个性有关。他说过：“我的问题不是摘帽不摘帽,而是****不****”。这个细节是《长河孤旅》出版后，他的侄儿黄后乐在写给赵诚的信中提供的，因此没有写入书里。黄后乐说：文革结束后，有人说只要认个错就可以摘掉帽子，但伯父却不肯就范。听到这话时，黄后乐的感觉是“语声不高,（却）足以惊神骇鬼”。还有一件事也能看出他的个性。摘掉帽子后，黄万里还工作了好多年。按规定他只要写个申请就可以带博士生，但是他却说：“能带博士的人还要申请吗？”这与当年汤用彤的获得教育部最高奖后说的话如出一辙。汤先生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如此堂堂正气，如此学术自信，在当今学界已不多见。

当然，这本书最大的亮点还是黄万里在三门峡水库和三峡工程上的态度和意见。关于前者，事实早已证明黄万里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后者，似乎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其实所谓敏感，不过是作茧自缚、庸人自扰而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真是对国家民族负责，这种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巨大工程就更应该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从这个角度来看，《长河孤旅》的出版，是这个问题开始解冻的标志。

据我所知，经过两年多努力，赵诚在战胜病魔的同时，也完成了写作任务。随后，他又与我们合作完成了《思想操练》。这对于他来说，真不容易。《长河孤旅》杀青后，出版社虽然觉得是本好书，却因为另外一些原因不得不放弃出版计划。经过许多周折，书稿终于到了刘硕良手中。多年来，刘先生策划过许多重大选题，在出版界享有盛誉。我以为这次合作，与刘先生的胆识有关。倘若不是他审时度势、看中了今年是推出该书的最好时机，这本书恐怕难以问世。尽管如此，该书在出版时还是删除了一些精彩片段。比如在三峡大坝正式上马之前，一个主管领导居然降贵纡尊亲自登门拜访黄万里。她名义上是想与黄万里攀亲戚、认同宗，其实是想堵住黄万里的嘴。事与愿违的是，黄万里不仅没有住口，反而在回信中列举新中国水利工作的九大错误，并指出她“应负总的责任”。后来，黄万里看他们实在不可救药，气愤地说：应该在白帝城建一座庙，铸三个铁人，让他们跪在那里，遭亿万人唾骂。

我注意到，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就计划修建三峡大坝。为此我在修订拙稿《国民政府与三峡工程》时加了这样一段话：“基于那种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迫切愿望，再加上所谓‘效率高’、‘速度快’等未必真实的理由，中国有许多政治文化精英在‘国’与‘民’的问题上，总是更相信‘国’的力量，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也要利用国家财政和国有资源去搞一些所谓利国利民的大型工程。相比之下，只有胡适等少数人清醒地看到：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同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是政治家恪守的一个基本理念。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政治理念，却很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在这方面，1949年前后的两个政府不约而同地热衷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读罢《长河孤旅》，我觉得这种好大喜功的作法，如果与贪污腐败的体制结合起来，就更可怕了。日前我听一位业内人士说，如今承包一项工程，都要奉上20%的回扣。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争取到100万元的工程，主事者就有20万元可以装入自己腰包。这恐怕就是本来不该立项的大型水利工程为什么非要上马的真正原因。寻租不止，国难不已。倘若没有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单纯凭借科学家的良知与贪官污吏对抗，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成为一个又一个悲剧。在这方面，作为水利专家的黄万里似乎关注不够，这也是《长河孤旅》的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