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人眼里，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周森锋29岁担任市长，是引进人才，实现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一件好事。但就是这样一件“好事”，却引来社会的广泛质疑。

其实，29岁当市长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自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中国就进入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胡适、梁漱溟在二十六七岁就走上北京大学的讲台，而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并创建史语所的时候，也是这个年龄。如今大家把29岁当个县级市市长就当做一大新闻，实在是时代的悲哀，也有点少见多怪。

许多人甚至在网上展开人肉搜索，看看他有没有特殊背景，是不是高干子弟。其实，有没有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此人究竟是一块什么“材料”。所谓“材料”，大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才，一种是奴才。区分人才和奴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有没有人格。有人格就是人才，没有人格便是奴才。奴才不仅要有溜须拍马、惟命是从的本领，还要学会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等手段。比如和珅，就是因为具有这些本领和手段，才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最近有网友发现，周森锋的一篇论文有抄袭之嫌。这让我想起当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在学校厕所丢了灯泡之后，他对同学们说：“你在学校里敢偷灯泡，毕业后就敢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大意)。拿竺可桢的话来衡量这位政治明星，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想当年，不仅是学界，连政商两界也往往是年轻人的天下。比如曾经担任过民国时期南京市市长的沈怡就是一例。沈怡早年在上海同济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交通部供职，后来赴德国、美国深造。留学归来后，正值北伐革命胜利在望，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他的姐夫黄郛出任市长，他被委以上海公务局局长重任。这时他才27 岁。

公务局相当于现在的建委，总揽全市的旧房拆迁、道路拓宽和市政建设，比一个县级市要重要得多。沈怡的背景本来应该引来物议，但是黄郛在就职典礼上公开说：“凡事非人不举，然欲求真才，必先除私见。此次市政府组织，用人标准以专门学识与办事经验为衡，而因上海环境之恶劣，同时尤不得不注重于德性。故高级职员之选择，有多少深知者，亦有素未谋面者。但求合乎于上述之标准，决不敢稍挟成见于其间。”也许是因为这种公开，并特别注重“真才”和“德性”，黄市长这种“内举不避亲”的做法，才没有引来非议。不久，黄郛离职，但沈怡却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呆了十年，并先后与多位市长合作。这说明黄郛的选择基本正确，因为他的内弟确实是德才兼备。

说沈怡有才，可以拿1927年至1937年上海市走向繁荣为证。试想，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位公务局长，上海在上世纪30年代的巨大变化怎么可能实现？至于有德，则比较抽象。这里，我只举一件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

上世纪30年代，吴国祯担任上海市市长时，有一位法国军火掮客向他建议在黄浦江上建一座铁桥，以便开发浦东。建造这样一座铁桥需要几百万美金。但此人说他可以用赊料借款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吴市长听了以后非常兴奋，当即询问财政局长，该局长满口赞成。随后又问沈怡，沈怡却提出相反意见。由于吴市长不能接受他的意见，沈经过慎重考虑，向市长提出辞呈。尽管吴市长最后收回成命，但是沈怡不迎合对方的做法，却值得称道。

“合则留，不合则去 ”，是人格独立的具体体现。如果是为了迎合上峰的想法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那就是十足的奴才。当然，要想不当奴才，还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空间。据说在1949年以前，国统区有一个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改革开放以后，“炒鱿鱼”和“炒老板的鱿鱼”已经逐渐成为企业的常态，这标志着国人的独立人格正在觉醒。相比之下，这种觉醒在公务员中还没有看到什么苗头，这就是奴才容易升迁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