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知识性电视节目在内地颇受欢迎——且不说《开心辞典》和《幸运５２》的收视率居高不下，就连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也凭借知识性很强的综合素质测试吸引了很多观众。这种状况固然反映了国人对知识的偏爱，但是如果只重视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人格的养成，也是一种不正常的倾向。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知识的掌握比较简单，它主要靠记忆来实现，是一种层次较低的智力活动，所以人们把长于记忆、懒于思考的人讥为两脚书橱；但是人格的养成却相当复杂，它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还需要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教养、广泛的兴趣、高尚的情操和真正的智慧。因此健全的人格应该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诚实作风、仁爱品德的综合体现。如果只有知识的灌输而没有人格的养育，所谓知识就很可能成为争名夺利的武器，危害社会的工具。

对于这个问题，前人早有申述。比如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便认为既然革命已经成功，所谓爱国精神就“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因此他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应“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为此，我想起了张元济先生。民国初年，他负责商务印书馆时，因为病休便要求停发自己的工资。董事会不同意，他就拒绝领取。公司将钱存入银行，几年后连本带息达到５０００多元，他又建议把这笔钱当作教育基金，为公司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前不久《南方周末》报道说，安徽阜阳地区出现一种怪现象：领导干部为了收受贿赂，积累了一套“无病住院”的经验。他们住院时，由于许多人要去看望，所以“一次住院的‘纯收入’，少则５万元，多则数十万”。同一期《南方周末》还有一篇文章说，考完歌手就该考官员了，估计他们肚里的那点知识未必能够过关。这想法固然不错，但我以为在干部使用上，就算他知识能够过关，也还有一个人格的问题。对于那些见钱眼开的人格卑劣者，即便是学历再高，本事再大，也不能使用。这个问题不能只限于清谈，应该尽快形成制度。

此外，张元济在１９４９年参加新政协会议时，也有许多事让人感动。比如当时他曾往上海发过一份电报，电报费本来已经由大会招待处代他结算，但他认为这是私事，一定要自己出这笔钱。又如为了照顾其生活起居，有关方面允许他的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并给张树年送来零花钱，但是张元济却坚决不受。再如会议期间毛泽东约他去游天坛，并一起摄影留念，事后他写信要照片，还一定要洗相费。

一封电报，一份补助、一张相片，虽然是些小事，却展现了张元济的人格风范。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人格取向在他们那些人中非常普遍。比如梁实秋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的老同学吴景超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另一个老同学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难怪蒋梦麟要说，到了抗日战争前夕，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以及银行、海关、邮政、铁路、盐务等部门“对公款处理的态度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从而比较有效地扼制了腐败。

与蒋梦麟相比，张元济看到的是问题的另外一面。抗战前夕，他用白话文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他认为：“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大家“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