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李培根校长因为在毕业典礼上发表风趣、“另类”的讲话，被学生戏称为“根叔”。他的讲话传向社会以后，也引起很大轰动。“根叔”演讲的题目是“记忆”，但是这种讲话内容和讲话风格，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记忆中却十分罕见。因此我以为，一个大学校长，能够放下身段，用自己的真知、真诚、真情，向学生讲了那样一番真话，很不容易。

说“根叔”很不容易，首先与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关。

众所周知，如今的大学，是由教育部或地方政府管理的。为了完成这种管理，所有大学都要纳入国家行政序列。比如所谓“重点大学”相当于省部级，非重点大学相当于厅局级。这样一来，大学校长便享有相应的待遇。大学校长享受这种待遇，看似受到重视，其实失去的也很多。试想，作为一校之长，如果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说了不该说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有幸的是，李校长的讲话不仅没有招来麻烦，反而是赞扬声一片。比如“人民网”在评论中就说：“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的7700余名毕业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被称为‘根叔’的校长李培根院士。在毕业典礼上，‘根叔’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30次，好些同学感动得泪流满面，哭得一塌糊涂。当全场7700余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根叔’的时候，这动情的一幕，将永远镌刻在他们的记忆中， 成为人生旅途上时时响起的心灵号角。而这声声呼喊，也堪称中国高等教育界的空谷足音。”这段评论，显示了中国社会的宽容与进步。

其次，说“根叔”很不容易，又与他对教育的理解有关。

所谓教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现象。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并不是老师对学生的单向灌输，而是师生之间的双向学习。这就是孔子所谓“教学相长”的道理。另外，现代教育的先驱者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的一种活动。

基于同样的认识，蔡元培尖锐指出：“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科名仕宦，必经考试，考试必有诗文，欲作诗文，必不可不识古字，读古书，记古代琐事。于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诗》、《龙文鞭影》、《幼学须知》等书；进之以四书，五经；又次则学为八股文，五言八韵诗；其他若自然现象、社会状况，虽为儿童所极欲了解者，均不得阑入教科，以其与应试无关也。”相比之下，新教育则由于“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所以能够选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正因为如此，蔡元培认为新教育“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根叔”的讲话不仅展示了他的个性与风采，也完成了对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次“教育”。

再次，说“根叔”很不容易，还与他的价值取向有关。

做为校长和院士，李培根同志也算“一方诸侯”，可以享受“副省级”待遇。但是，得与失往往是成正比的。得到越多，失去也越大，这恐怕是许多大人物不敢讲真话的主要原因。试想，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在公开场合讲了一番“出格”的或者是不该讲的话，大家就会想，这是否会影响他的前程？他是还会受到处分？常言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李培根校长却好像对这些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全然不顾。究其原因，我以为可能是他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为此，他不仅在毕业典礼上大量使用让人匪夷所思的网络语言，表现一种难能可贵的反思精神。这也是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我曾经研究过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 比如北京大学的胡适、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中央大学的罗家伦、四川大学的任鸿隽等等。他们之所以令人钦佩，不过，那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大学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因此大学校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执政党和政府部门的制约与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以为“根叔”能够讲这么一番话，比起当年的大学校长来说恐怕风险更大。因此，我不仅佩服“根叔”的风趣和幽默、聪明和智慧、勇敢和自信，还从他的讲话中看到教育改革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