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智效民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接触到许多大学校长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中正大学的胡先骕，都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打下很好的基础，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人格风范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只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非但没有继承，反而在全面否定后将它们全部抛弃。这就使现代学术教育传统被人为地中断了。学统的中断，让我们迷失方向，走了很大弯路。因此我觉得有义务尽快梳理一下他们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为新世纪的教育改革提供某种借鉴。

在我看来，这些老校长做人做事虽然各有千秋，但他们却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我把这些特点概括为“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没私心，有魄力”等几个方面。这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如果与具体事例结合起来，也能成为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出问题，找到差距。

一、“懂教育”的含义是：一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二要摒弃官本位意识

一谈到“懂教育”，人们往往在管理层面考虑较多，而对管理者的定位以及学校的职责关注不够。其实，懂教育的含义一是要有正确的教育观念，二是要明确的自我定位。

近年来，人文教育的缺失和应试教育的危害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注意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其结果还是不能理解教育的真谛。

所谓人文教育，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其核心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权。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这个世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而教育本身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让人们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一个过程，因此人文主义教育是对个人能力和生命价值的最大肯定。

这种理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表现。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参观和各种游戏，才使他聪明起来。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更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教育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费短缺，更重要的是手段落后，观念陈旧。多少年来，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旗号下，人们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最好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育在饱受经费不足之苦的同时，成了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和学生、老师、家长们最大的负担。于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便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与现代教育的形式有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让校长成为厂长，教师成为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便只能是任其加工的原料或零件了。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天赋与无限的可能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中。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潮流。与此同时，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也承袭洋务运动的衣钵，在较长时期甚嚣尘上。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没有出现较大的弊病。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以来，教育领域的“批量性人才生产”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学校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地方吗？学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吗？学习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吗？有用人才能够大批量生产并通过考试来检测是否合格吗？让我们看看先哲的观点和做法，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荒唐。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基于这一理念，他在提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的同时，还指出现代教育的失败，往往是因为人们“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其结果不仅扭曲了教育，也使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失去现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体现。孔子所谓教学相长，明清时代私塾和书院中先生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就是最生动的体现。可惜随着社会的变革，这些传统早已丢失，才使我们的教育变成今天这种模样。

由于人们把大学误认为是单纯学习知识的地方，因此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这反映了我们对教育的错误理解。如今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就是违背大学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另外，我们的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来越长，作业越来越重。学校总想用考试来整治学生，甚至把考试当作赚钱发财的手段。有人说现在的学校成了严酷的训练营，可怕的炼丹炉，是有根据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学校长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不明白教育的真谛，即便是具有很强的管理才能，也不可能把学校引上正路。

懂教育的第二个含义是指大学校长一定摒弃官本位意识，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由于现行体制和文化传统等原因，中国的官本位意识非常严重。许多人以为大学校长也是官，这是非常错误的。

最近大家对胡适与鲁迅的比较非常关注，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鲁迅没当过什么官，但胡适却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还有一篇文章说，胡适多次出国是拿着公款旅游。这些话说明了作者的无知。他们不知道：第一，大学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因此大学校长不是官；第二，当年文化教育经费的管理与现在不一样，不是校长的“一支笔”说了算，因此胡适不可能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既然大学不是行政机关，那么它是个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一知半解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了（《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与最近陈丹青辞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的原因基本一致。我举这个事例，并不是主张凡遇类似事情就采取蔡元培的做法，而是说真正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这种理念。陈丹青辞职的消息传出后，网上有篇文章，意思是说陈丹青不玩了，但我们还要玩下去。不过，我们继续玩的目的不是迁就错误，而是为了解决问题。陈丹青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很欣赏这个观点。因此我认为懂教育的第一个含义是绝不要把校长当成一个官。只有这样的校长，才能把学校办好。

二、“负责任”的含义是：一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二要防止把他们变成不会思考的机器，三要鼓励他们实行自治

因为校长不是官，他就不需要对上级负责，而是只要对学生负责就行。但是如何负责任，负什么责任，也大有讲究。

所谓对学生负责，首先是要培养他们研究学问的兴趣。许多人以为研究学问是学者的事，其他人不必介意，是错误的。1929年7月，中国公学18级学生毕业，担任校长的胡适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了下面一番话。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来，胡适针对许多人所谓没有时间、不具备条件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其实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胡适全集》第3卷，第825-826页）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还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许多人把上大学当作“抢饭碗”（蔡元培语）的敲门砖，一旦文凭到手，就以为不需要做学问了。他们不知道，即使是为了吃饭，学问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因此，在目前的社会机制不可能为年轻人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不要抛弃学问，乃是每一个人的最好选择。何况，人生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碗饭吃。胡适说，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人生固然如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因此，要想让“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而不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光阴（《胡适全集》第3卷，第818页），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抛弃学问。

此外，对学生负责还有一个把他们培养成什么人问题。前面说过，由于学校像工厂，就很容易让学生成为没有千人一面的零件或机器。为了避免现代教育制度的这种缺陷，当年的老校长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们认为，通过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培养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机器。

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话非常精辟。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３１０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他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同上，１４６至１４７页）对照这两段话，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失败。

此可见，不要让学生为了当专家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让他们沦为“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和谐振发展的人，就是对学生负责。在这方面，学电机出身的梅贻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看得最清楚，努力最有效。

梅贻琦是１９３１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１７页，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后来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因此，即使是工业方面的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同上，第１８４至１８５页）。

竺可桢认为：“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45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有鉴于此，他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竺可桢是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4月下旬，他到学校视察并在体育馆发表演讲时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他还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著智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同上，第334-337页）5月18日，他在宣誓典礼结束后致答词时指出：“学校不是一个工厂，……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同上，第351页），因此，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9月18日是国耻纪念日，他在新生座谈会上说：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371-372页）

竺可桢是哈佛大学毕业生，１９３６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时，他还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同上，第370页）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显然与它的办学方针有关。这对我们那些想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是个很好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梅贻琦和竺可桢都主张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认为只重视专业知识而不重视人格操守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要比没有知识的人更大。因此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并想办法改变那些不正常的状况，才是对学生负责。

除了激发研究兴趣，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前几年杨东平编了一本名为《大学精神》的书，其中陶行知、蒋梦麟、林砺儒的四篇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院，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五四运动时，他写了一篇《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的文章，其中说：所谓学生自治，是对几千年来保育主义教育的反动，它“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大学精神》第261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他认为：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在这篇文章中，陶先生还就学生自治的利弊、范围、以及它与学校的关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辩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蒋梦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过北京大学校长。他说：“我觉得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同上，第275页）他强调：“学生自治，并不是一种时髦的运动，并不是反对教员的运动，是‘移风易俗’的运动，是养成活泼泼地一个精神的运动。”（同上，第271页）

林砺儒早年在多所大学任教，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他指出：“学生自治是学校里必不可少底训练。……我们中国人向来没有自治底习惯，也可以说中国人旧习惯和团体自治正相反对。因此，学生自治在中国学校里，更该负起改造国民性底重大使命。”（同上，第278页）这说明，学生自治既是老一代教育家的共识，也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必要准备。然而时至今日，国人对此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例：许多大学为了维护秩序，雇佣大量保安人员，这其实是对学生能力的最大蔑视。在这种情况下，当代大学生怎能做到自理、自律、自强、自信呢？

写到这里，又想起近年来关于大学生道德滑坡的议论。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德育课如何重要，但该课程却始终处于“教师不好教，学生不爱学”的尴尬境地。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校长、老师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能够仔细研究一下学生自治的真谛，弄明白“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陶行知语）的道理，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

三、“重人才”的含义是：不仅要礼贤下士，更要无为而治

所谓尊重人才，首先表现在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降人才方面。在这方面，老校长们堪称后人的表率。

蔡元培主持北大时，为了提倡新思想，曾聘请胡适、梁漱溟来北大任教。当时二人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胡适还有个洋文凭，梁漱溟根本没有学历，后来钱穆去京大学任教也没有学历。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学门槛越来越高，非博士进不去，进去也呆不住，逼得许多四五十岁的大学教师为了那张博士文凭，不得不去充当现代教育制度的老童生。这是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另外，如今大学对教师的聘任考核制度既繁琐又死板，大家对无穷无尽的考核和表格早已怨声载道。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与管理上的教条主义和文牍主义有关，但也隐含着对教师的不尊重和不信任。面对这种情况，陈丹青不能忍受，说这是一格一格降人才，可谓一语中的。

在求贤若渴方面，竺可桢值得称道。他担任校长后，听说马一浮和邵裴之的学问很大，被“杭州视为瑰宝”，便多次登门拜访，请他们前来任教。谁知马一浮坚持学生必须登门请业，不能上门送教，才只好作罢。抗日战争开始后，马一浮带着许多书逃难，竺可桢帮助他渡过难关，他才答应到浙大授课。

除了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外，坚持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更是尊重人才的具体表现。竺可桢上任前，发现工学院院长朱一成不仅反对教授治校，而且还只拿着薪水不到学校，便觉得此人不堪重用。因为教授治校是竺可桢的一贯主张，他认为要想把大学办好，要“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见对人才的尊重，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满足、交往中的礼貌，还包括人格上的信任、工作上的支持、管理上的合作。

蔡元培也是教授治校的倡导者。当初他担任北大校长后，发现一切校务由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商量决定，连学长（相当于学院院长）也不参与。他认为这种办法不妥，便组织评议会、教授会和各种委员会，分别管理行政、教务等事宜。这样一来，既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也为北大奠定了民主管理的制度基础，蔡元培说，有了这种制度，“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42页）

在这方面，梅贻琦则是另外一番气象。他的最大特点是不爱说话，因此被人称为 “寡言君子”。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是学校规章制度、年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都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评议会都要由校长主持。许多人在回忆中谈到，每逢开会梅贻琦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作为一校之长，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说他在学校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正因为这样，他在处理校务时总是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有一种“吾从众”的大气。当年数学教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朱自清在一篇文章中说：“清华的民主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就不可能确立，而梅贻琦“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曾经担任过清华中学校长的傅任敢在梅贻琦诞辰60周年时撰文说：“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它得有好的风气，好的教授。风气如何才能好，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这是由于清华的校务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行。因为一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同上，第59页）所有这些都说明梅贻琦是一个博采众长、无为而治的典型，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才的尊重。

说到无为而治，胡适是最有力的倡导者。1928年胡适担任自己母校中国公学的校长后，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了“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对学校事务不大过问。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追忆胡适》第2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同上，第255页）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这个“深厚道理”，我们先看看两个故事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1-2553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884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这也是胡适在1932年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准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可见奉行无为而治的原则，才是对人才的真正尊重。

四、“没私心、有魄力”的种种表现

除了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之外，没私心、有魄力也是老校长们的共同品质。

胡适当中国公学校长时，因为没有安排宿舍，不能天天到校办公，便主动不拿工资，每月只领100元车马费。学校董事会董事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说：“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弟意兄可将家眷迁校内居住，从前的校长，本有这种权利的。薪水也应加高些。校中经费如不足，宜从他项节省，不应专请校长尽义务，下一次开校董会，等我来提议吧。此话你或不愿听，但我的感想如此，照实写出，请你原谅吧。”（《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883年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做事的风范。

写到这里，我想起原山西大学校长赵宗复。他的父亲赵戴文是阎锡山的密友，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代部长、监察院院长和山西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但是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却参加了共产党，因此被称为“红色大少”。1949年以后，他担任山西大学校长，52年院系调整时山西大学被一分为三，他改任太原工学院院长。当时他要捐献父亲留下的全部房产，组织上给他留下一个院子，于是他坚决不要学校的宿舍。工学院在城外，离他家很远，按级别他本来有专车接着，但要他却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赵宗复之所以如此，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如今这种人早已成了稀有品种，至少是教育的失败。

梅贻琦也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典型。他担任校长后，便主动放弃了前任校长享受的几项“特权”，其中包括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和免费拉两吨煤等待遇。他说：“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直到晚年，他都要用自己的钱买办公室需要的火柴、茶叶、肥皂等物品，绝不公款私用。傅任敢在上述文章中说：“在清华，一切没有私，一切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

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到极点，西南联大规定，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领导的份。当时，梅夫人为了补贴家用，只好外出打工。1948年12月北平被围困的时候，梅贻琦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的。他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了美国后，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再次出去打工。后来，梅夫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胡适想劝他写遗嘱，好对公事私事有个交待。但是梅先生不爱听，直到去世也没有写。不过在他的病床下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后，秘书先把这个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18-319页）

对于这件事情，孙汉观谈得更透彻。孙先生说，当年他从美国回到台湾，曾与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校长）的陈可忠闲谈，陈盛赞梅先生的伟大。陈说这些年来，“清华庞大的美金收入，全由梅先生一人管理和支用，无人监督，而到今梅先生还是‘两袖清风’，真是了不起可钦可佩的廉洁！”许多人听了这个故事后，认为梅先生确实伟大，但是刚从美国归来的孙先生却有另外一番感慨。他说他听到这话后内心非常难过，因为公款公用是校长的本分，如果一位校长做到了，只能说明他奉公守法，不值得褒扬。如果有人公款私用，那与偷窃、抢劫有什么两样？（同上，第382-384页）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校长有没有这种理念。

蒋梦麟在《西潮》中指出，“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 他还说，当时官员们把贿赂需索视为当然，就连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也要为它辩护。这对社会危害极大，它不仅腐蚀了官员的公德心，毒化了社会风气，也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蒋梦麟认为，消除陋规需要以良好的制度，在这方面，除了外国人管理的银行、邮政、海关、盐务、铁路等部门之外，由中国学者自己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典范。它“除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之外，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西潮·新潮》第168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如何恢复老一代学者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否则，我们这一代人将愧对前人，愧对子孙。

八位大学校长
作者: 智效民
ISBN: 9787535432254
页数: 210
定价: 22.0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