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钱学森曾经提出，到本世纪末，省部级干部要有博士学历，司局级干部要有硕士学历，处级干部要有本科学历。初闻此论，还觉得未必能够实现；没想到世纪末的钟声还未敲响，就听说在附近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有几位博士为了一个副处长的肥缺，居然争得不亦乐乎。这实在是有些出人意料。我们是一个人才匮乏的省份，这里如此，其他地方也可想而知。

按照如今的职务序列，副处级属于中级干部的最低一档，比“七品芝麻官”还低半格。如果连这个级别的干部都能达到博士水平，自然是件好事，但问题却不那么简单。

究竟是什么力量吸引博士们走出书斋，去争那种事务极强的行政职务呢？说来也很简单，那就是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所致。在现实社会中，不论你学术成就如何，学术地位怎样，都要面临生活的考验。比如管道被堵塞、线路发生故障，儿子要上学、家人要看病……，往往会让人陷入困境。如果再书生气一点，说不定还要受各种各样的窝囊气。相比之下，当上个处长、副处长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不但无此后顾之忧，还可能有人上门服务。再说，不论单位大小，只要能混上个一方诸侯，那黑箱操作之便、隐形收入之丰，就会不期而至。作为大学教师，博士们眼看着行政职务所能得到的实惠远远超过教授、副教授，这才动了红尘一念，加入竞争行列。何况，当上副处长后，还可以保留教授副教授的头衔。这叫“教学行政双肩挑”——两方面的好处都不误。

本能战胜理智，使追名逐利成为最普遍的社会心态，就连爬到宝塔尖的博士也不能幸免，这不仅让人心寒齿冷，也是我们时代的莫大悲哀。更可怕的是，由于博士可以当副处长，那么处长、副处长们为什么不能混个博士？这样下去，本来应该是一方净土的教育界，也被亦学亦官、亦官亦学者糟蹋得不成样子，你说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记得五四运动之后，商务印书馆曾以重金聘请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胡考虑再三，认为自己兴趣在学术研究方面，不适于干行政工作，还是千方百计推掉了。在他们那个时代，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不仅是大家都能以学术为重，人格为重，还因为有一个相对优越的生存空间。

大学生毕业后是否愿意从事学术研究，乃是检验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志。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必须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人，方可以谈共产”。如今，就连博士也不相信“一介不取，一介不予”是一种应该追求的人格境界了，这难道不是教育的最大失败？

当然，如今的博士也不能与当年相比。作为一个社科类学术期刊的编辑，我经常收到一些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希望予以刊登。许多人在投稿时可怜巴巴地说，根据学校规定，必须在指定刊物上发表两篇文章，否则不能毕业。但是拜读这些为了拿学位的论文之后，我对他们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这也难怪，如今连博导的学问都让人怀疑，你还能苛求他们什么？

一个社会越是缺乏公平、公开、公正，诚实正直的人就越容易吃亏。如果不想吃亏，就只能与不公正的体制沆瀣一气。最初，你也许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时间一长，就可能变得贪得无餍，甚至丧失人性。

爱因斯坦有言：专制制度所招引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由此可见，如果不改革这个体制，就连博士也会加入苍蝇逐臭的行列。

                                １９９９年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