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在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说：“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说这话的时候，费已经是９０岁的耄耋老人了。单独看这几句话，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结合具体事例，才能看出老人的深意。

第一个事例来自梁实秋的笔下。梁先生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了他在清华读书时的四个同学：吴景超、顾毓琇、潘光旦、张心一。文章说，吴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 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该文对潘虽然没有类似介绍，但是我相信潘先生也是个公私分明、一介不取的人。否则，梁对潘就不会有如此评价：“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他是“我所敬爱的人物”。

第二个事例来自潘先生的日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一位高级民主人士为了孙子上大学的问题，委托当时的高教会下达指令，让清华大学以旁听生的名义予以录取。潘光旦在清华担任教务长多年，尽管他当时已经不管事了，但是却不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为此，他主动与此人促膝交谈，说这样做既破坏了多年来清华不收旁听生的规定，也有损于自己的名声。无奈对方不但听不进去，还纵容孙子继续活动，结果潘宁肯得罪对方，也没有答应帮忙。

潘光旦是１８９９年生人，到五四运动正好是２０岁，属于五四的一代。这一代人的特点，不仅忧国忧民，而且品格高尚。所以费老说这一代人考虑问题，“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他们不吃请、不走后门、不沾公家便宜，完全是自觉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费孝通是１９０９年生人，比潘先生整整小１０岁。这茬人到大革命结束时才步入成年，可以说是大革命的一代。与五四一代相比，大革命的一代在做人方面似乎更爱面子，更看重舆论，用费的话来说，就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至于是不是对得起自己，则比较淡漠。这就是那两代人的差距。

按照十年算是一代的说法，再往后便是１９３９年抗战的一代、１９４９年共和国的一代、１９５９年大跃进的一代、１９６９年文革的一代、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的一代……了。如果说前面两代人在做人方面还是失之毫厘的话，那么到后来恐怕就差以千里了。在那次座谈会上，费老还说：“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这个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这话虽然很含蓄，但是费老的意思却非常清楚。什么是不要面子？不要面子就是不要脸。这些年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腐败、道德沦丧，大家也议论纷纷，但是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费老的一句话。老百姓常说：人活脸树活皮。如果一个人连脸都不要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尽管费老说他与潘光旦先生有很大差距，但是作为潘的学生，他对学术事业的忠诚却并不亚于自己的老师，因此二人在学术上贡献卓著，共同被尊为泰斗级人物。为什么他们要如此锺情于学术呢？这是因为学术是一种求真求实的事业，它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伪善。然而曾几何时，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已经泛滥成灾，有些重点大学的著名教授都成了抄袭的能手，足见费老所言并不过分。遗憾的是，有关方面不知是有意袒护，还是无能为力，至今对这些事情没有明确表态。这样下去，真不知道我们的大学将会培养出什么人来。学术和教育本来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一方净土，假如这里惨遭践踏，那还有什么希望？

　　　　　　　　　　　　　　　　　２００１年６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