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读书奖”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说明内地的读书人太穷了，穷怕了，因此才把这９９万元视为“大奖”、“重奖”；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学术界还是没有规矩，因此才出现种种怪事。记得前几年讨论学术规范时，我和几位朋友就认为，倘若不从学术环境、学术体制和学者人格等方面着眼，而是仅仅从技术层面入手，要想改变江河日下的学风，只能是扬汤止沸、挑雪填井。这不，如今就连在公众心目中享有盛誉的《读书》都把“大奖”授予自己的头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也许是修炼不够吧，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以为面对“评”字号活动，诸如评比、评选、评奖、评职称乃至批评之类，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品位和追求。作为学问中人，倘若你对自己的选择真有兴趣，那就会对别人的品评淡然处之，甚至漠然视之。在这方面，且不说国外那些敢于把诺贝尔奖拒之门外的大师们，单说国内，就是许多榜样可以借鉴。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教育部授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这本来是名至实归的事，然而汤先生得到消息后却很不高兴。他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如此学术自信，如此堂堂正气，真是让人钦佩。又比如，在今年第３期《自然辩证法通讯》上，有李醒民的一篇文章，题为《不把不合理的“规章”当回事》。作者说：当代“学人把形形色色的评奖和获奖看得很重很重，因为这直接与本人的位子、票子和房子挂钩。于是，……‘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悲喜剧”便在学术界不断发生。为了从事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借学术之名捞取个人实惠，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三不政策”和“六不主义”，其中有一条就是“不申请评奖”。举这样两个事例，是为了强调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想通过评奖让世人承认你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这本身就是缺乏学术自信、缺乏独立人格的表现。因此，套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句俗话，我们不妨说：“大奖之下，也有懦夫”。

这样说并不是一味地反对评奖，而是想弄清楚如今这五花八门的评奖究竟有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当政治体制的改革迟迟不能出台，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学术腐败也会愈演愈烈。也就是说，评奖越多，学术净土被玷污的可能性就越大，学术人格被扭曲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以我认为，为了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为了学者的自尊和自爱，最好的办法是减少、甚至在一个时期内不搞评奖。如果这一点不能实现，有良知的学者就只能是远离评奖，以便在自己心中保留一份清净，保留一个自由思考、自由研究的“独立的空间”（这是我第二个集子的书名，不知为什么迟迟未能出版）。

也许有人会说，你的想法过于消极，我们的努力是“要为中国的学术界找一个真正属于民间立场的奖项”（《南方周末》２０００．６．９）。这也是“长江读书奖”倍受世人关注的一个原因。民间立场是与官方立场相对而言的。当官方奖项违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而丧失其权威，使大家对它不以为然，甚至是嗤之以鼻的时候，民间的评奖才会吃香起来。然而，所谓“民间立场”并不是随随便便说上一句，任马由缰地跑上一圈就可以占领的。它首先要求你必须来自民间，严格地说应该与官方无缘。在这方面，“长江读书奖”所标榜的“民间立场”就大有怀疑的必要。众所周知，如今的新闻出版部门根本没有一个为民间所办，《读书》当然也不例外。我不知道兼职的汪晖等人是什么级别，但是据董秀玉说，沈昌文先生是按照官方规定退休的，并享受副部级待遇。具体到本次评奖，尽管有个“工作室”出来张罗，出面应付，但是其后台老板却不言而喻。所以，说“长江读书奖”有点儿民间色彩还勉强过得去，说它能成为中国学术界“一个真正属于民间立场的奖项”，则不切实际。为此，《读书》最好不要随便承认（或默认）这一立场，否则不仅会混淆视听，还会让大家更加失望。

其实，国人对《读书》的失望并非始于今日。如今大家借“长江读书奖”批评《读书》，只是将问题表面化罢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刊物，《读书》的最大特点，不仅是能将学术与思想熔于一炉，而且还以敢于讲真话、“善于”（尽管这很滑稽）讲真话而著称于世。可见大家之所以喜欢《读书》，是因为它一直充当着中国知识界之间、知识界与民众之间交流的主要媒介，执行了一定限度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功能。然而不幸的是，当九十年代中期这本杂志越来越受欢迎、也越来越让个别人不舒服的时候，根据官方的规定，它的主编沈昌文先生到了必须退休的年龄。按理说在正常情况下，刊物的文化定位和价值取向是不应该因为主编的去职而改变的，但是“人去政息”乃是人治时代的主要特点，于是随着沈先生的退休，《读书》的转向也就不可避免了。

按照总编辑董秀玉的说法，挑选汪晖担任《读书》的执行主编是很正常的事。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疑问，因为这位新人既有骄人的博士头衔，又有为《读书》写稿十来年的经历。何况他“学问人品上佳，跟老沈和《读书》的编辑都是很熟悉的好朋友”，所以“实在是个最佳人选”（董秀玉语）。但是只要看看汪晖在走马上任后不到半年的一次谈话，你就会发现这件事绝不是那么简单。

这次谈话发表在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０日的《中华读书报》上，题目是《鲁迅传统的当代意义》。当时正好是鲁迅逝世６０周年纪念，好象也是《读书》新主编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汪晖上台时的“就职宣誓”，或者是上台后的“施政宣言”。既然如此，他在谈话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幸好这张早已泛黄的报纸还在手头，所以前两天我又“重温”了他的高论。汪说：在鲁迅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是通过媒体与大众建立有机联系的，这种知识分子叫做“有机知识分子”。如今在现代化进程中，职业化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标志，整个社会正在“建立一个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科层化的’制度”，这就使“鲁迅意义上的那个知识分子阶层在逐渐消失，‘有机知识分子’逐渐退场”。于是，整个社会发生如下两个变化：第一，由于知识分子已被纳入一种体制化的生产过程中，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越来越专业化，细密化，他们对专业以外的事务越来越不关心，再加上一般民众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活动，所以当今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所谓“经院式的学者”。为此，汪晖形象地说，学院的围墙早已不像鲁迅时代那么矮了。第二，由于“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的规则，受控于消费主义的文化，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所以当代媒体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基于以上判断，汪晖强调：“随着鲁迅式的有机知识分子的退场，那种有效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那种对整个社会文化包括职业性文化进行反思的文化日渐消失了。”

通观这篇访谈，汪晖并没有像他在《“死火”重温》中那样，强调“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对文化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更没有强调这一切“都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性”；而是奉劝大家：“继承鲁迅的传统不是简单地让大家回到媒体”，而是“需要反思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性的变化。”至于反思的结果，可以用他那句雷锋式的劝戒来概括：“你如果不是螺丝钉，就什么也不是。”

平心而论，这篇谈话有许多含糊其词的地方，所以当时我还不敢相信这就是汪晖的心里话。为此，我曾在拙著《心理的单间•围墙内外》中说：“在汪晖看来，围墙增高本来可以为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独特的空间，以便少受干扰，多出成果；但是我却经常发现，一些所谓‘成果’，即便是圈里的同行也几乎不看。于是，这些‘成果’便只能从印刷厂拉回来，在办公室堆上一两年，连包都不开，就送到废品收购站去了。有人说这是‘专为评职称而著’的所谓‘专著’，虽然有些刻薄，却也一语中的。另外，我还担心这种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会如同齐宣王的乐队似的，也混进一些文理不通的南郭先生来。”至于围墙增高的代价，即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化生产中的状况，则让我想起了古代的养士制度和插队时所见的劁猪。农民为了让猪长肉，“先要盖一个猪圈，然后再给它们去势，于是这些可爱的动物就很听话地住在里面了……”。如今，随着《读书》的转向，我越来越发现汪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不露声色地让你相信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鲁迅的批判精神已经过时；与此同时，他明明知道思想阉割的后果，却能用所谓理论让大家接受这种现实。“一将成名万骨枯”。我怀疑，《读书》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在所谓学派之争背后，是不是还有其他非学术因素？

最后还想蛇足两句：一是据“首届长江读书奖”工作室的“声明”，汪晖于６月１１日以来曾三次致函工作室，对他的获奖表示辞谢，“但工作室至今仍建议他慎重考虑”。我以为汪先生能够再三辞谢，表达了他应有的风度，工作室的“建议”有点强人所难，似乎没有必要。二是这次围绕“长江读书奖”所开展的讨论，至少有助于众口喧哗，在助于把问题摆在明处。所以尽管有人说话难免过头，也不要动不动就使用大批判的语言，诸如“对恶意的造谣、中伤、诬陷，我们将保留追究的权利”之类。在这方面，我们似乎应该学一学沈昌文先生的作风和气度。

                                ２０００年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