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严重的学术腐败，如果仅仅满足于揭露几个文抄公，那不过是治标之策；要想挽狂澜于既倒，从源头上遏制这种腐败，还必须从制度分析入手，寻求治本之路。

在我看来，如今的学术腐败与无处不在的官本位有关，其表现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学而优则仕”和“仕而‘优’则学”

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政治理念，“学而优则仕”在文革中曾受到严厉批判。文革结束后，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为“学而优则仕”提供了新的解释。知识分子当官从政，本来是件好事：第一，它强调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这对血统论和世袭制是最好的否定；第二，它主张整个社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免重蹈反智主义的复辙；第三，它使知书达理、学有所长的人进入官场，不失为一种趋于文明的制度设计。

然而，当今社会毕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所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不一定非要以封官进爵的方式来体现。何况，学界和官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于那些一心向学而又没有政治兴趣和行政能力的人——比如文科的陈寅恪和理科的陈景润——来说，让他们弃学从政无异于扬短避长，其结果只能是学术界少了一位大师，而官场上却多了一个庸人。

再说，学界有自己的学术规范，官场也有官场的游戏规则。一般来说，学界崇尚学术平等、思想自由，而官场则注重令行禁止、言听计从。当官场的权力和利益大大超过其他领域时，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求学做学问当作通向官场的一块敲门砖。在这种情况下，五四先哲们所张扬的现代学术理念，包括蔡元培所谓“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劝诫，陈寅恪所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教诲，就会面临釜底抽薪的命运。

更可怕的是，官场上的腐败作风，诸如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等恶习也会向瘟疫似的传染给学界，从而使“学而优则仕”变成“‘吹’而优则仕”或者“‘拍’而优则仕”。如今学术界抄袭成风，垃圾泛滥，也与这种情况有关。

如果说“学而优则仕”还颇有点传统色彩的话，那么“仕而‘优’则学”则是当代的一种“创造”。所谓“仕而‘优’则学”，是指那些步入仕途者为了在官场上“优”于他人，还要用更高的学历妆扮自己。有些县处级、厅局级、甚至省部级干部，为了获得一张硕士、博士文凭，或在报考前向导师送礼，或在听课时让秘书当替身，或在毕业时雇枪手写论文……。学问被糟蹋到这种地步，反映了学界对官场的屈从。

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学界屈从于官场的另一表现，是许多官员在课题研究或各种学术活动中还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先说课题研究。学术研究本来是一种私人性很强的创造性劳动，只有经过学者的多年积累和学界的薪火相传，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现在的情况是，学术界在经历文革浩劫和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本来应该是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了，但是却又面临着新的浮夸，新的跃进。许多单位和地区，真正有学问或潜心做学问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提出的课题却越来越大。那些贪大求全、急功近利的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或者捞取向上爬的资本，也起着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一面批条子，拨经费，一面当主编、当顾问。至于这些课题的价值如何，可行性怎样，却不闻不问。所以我担心，在他们“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后，也许会因为灾梨祸枣而留下骂名。

需要补充的是，权钱交易也正在以赤裸裸的方式在学术界进行。有些地区和单位已经形成一种规矩：只要有人搞到研究经费，就可以按一定比例抽取佣金；与此同时，只要大权在握者能给批钱，他就不仅能当主编，还会拿到比例很高的回扣。以学术的名义干这种勾当，一有优厚报酬，二可附庸风雅，三是比较安全。倘若条件具备，又何乐而不为？

说完课题研究中的黑幕，再看看学术活动中的猫腻。学术会议本来是学术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它的目的在于沟通学界信息，交流学术心得，激活学术灵感。然而如今的学术会议却不是变相的公费旅游，就是经济活动的一种点缀。把学术会议当作点缀，也是官场的一大发明。有意思的是，会议的规格和经费，也要看出席会议的最高长官而定。除此之外，上级领导对学术单位的印象，也往往取决于他们在媒体上露面的频率。于是，努力在媒体上混个脸儿熟，也成了许多学术官员的重点工作。

三、“评”字号活动的尴尬

学术研究被纳入官本位体制之后，有关论文评审、课题评价、学术评比、职称评定、成果评奖等一系列活动，便自然要受学术官员及其上司们的操纵。

最近，陈四益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在中国，官员似乎什么都懂，或者应当什么都懂。‘以吏为师’，自古如此，到了当代，更好像没有他不能、不会的事。学术的是非他要指示，文艺的优劣他要评断，建筑设计他要审定，科研成果他要评判。据粗略统计，需要由官员审批定夺的事项，仅中央各部委就有两千八百多项，还不算地方各级规定的事项。”

然而，中国官员真的是无所不能吗？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在这个知识爆炸、科层化势头不可阻当的时代，要想对某个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人才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只要良知尚存，公理还在，也不会做出太离谱的判断。然而世人为什么会在这种“评”字号活动中牢骚满腹，甚至怨声载道呢？说穿了是官本位体制在作怪。就拿评职称来说吧，平时在一个单位，谁做了什么事情大家都心里有数，到评职称的时候，即使是名额有限，谁该上谁不该上也不会有太大争议。但是在现行体制下，好处有人抢，责任没人负，因此学术界才普遍推行起所谓量化管理和量化考核来。学术研究是最自由的一种精神活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没有什么尺度或标准的。用繁琐的条条框框把研究成果量化，以此来代替人们的良知，已经是很荒唐了；如果有人利用职权纵容弄虚作假，甚至直接在中间做些手脚，那就更没有公平、公正可言了。顺便说一句，这种情况对于五四时代的学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比如季羡林先生，当年他从德国留学归来，北京大学聘他为副教授，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就将他就晋升为教授了。这一切，全靠汤用彤先生的一双慧眼和一颗良心。

官员权力的膨胀和官僚主义的盛行，不仅使工作效率低下，权力寻租泛滥，还会产生“劣币淘汰良币”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为了眼前的私利，往往会不顾学术尊严，自甘堕落，干出抄袭剽窃等见不得人的丑事，也就不奇怪了。

权力对学术的干预，官本位对学界的渗透，是对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一种否定。不能独立的学术，只能是政治的奴婢、经济的附庸；没有自由的学者，则是人云亦云的侏儒、依附于政客的玩偶。这种状况不仅是学界的悲哀，也是国人的不幸。因为学术研究是人类探求真理、积累知识、传播文明的最富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一方面，它牵涉到人类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肩负着揭示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的重任；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也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纠正错误提供了可能。所谓“人无完人”，是指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不可能不犯错误。当学术界失去独立和自由，丧失了怀疑能力的时候，人们一旦在认识上发生偏差，就只能是一错到底了。幸运的是，无论自然科学史还是社会发展史，人类都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比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自然科学史）、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当代社会史）就是有力的佐证。

已故的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曾经说过：“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他还说，假如有人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让学术为经济所左右，真正的学者就应该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捍卫学术自由，争取学术独立。面对当今学界的官本位现象，作为晚辈，我们应该感到惭愧。

　　　　　　　　　　　　２００２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