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日本朋友安藤钟一郎的《作弊何时休》（见《南方周末》２００２年月１月１０日“百姓茶坊”），我感到无地自容。一个拥有数千年文化传统和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面对考试中普遍存在的作弊现象，居然要等到一个外国人指出，才能引起大家注意，这成什么体统？为此，我们应该扪心自问：长此下去，如何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放下报纸，我和读大学的儿子作了讨论：

——你们对考试作弊是什么看法？

——很正常呀！

——难道就没有人感到羞愧？

——除非他“有病”。

——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我管不了那么多。别人通过作弊，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自命清高，却什么也没有，你让我怎么生存？

…………

面对儿子的诘难，我无话可说。张口结舌之余，又想起两件事情：一是前不久有位中年朋友为了评职称，想抄一本书自费出版，我知道后进行规劝，对方说：“我又不是圣人，别人评职称弄虚作假，什么都得到了，我为什么就不能？”二是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说：“随着考研热升温，攻读博士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又以高校教师为甚。高校教师继续深造本来是好事，但如果深造的目的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学位，这件事就要会变味。”该文在网上贴出后，一位老年朋友在伊妹儿中说：“社会上还是俗人多，为了生存，有些人不那么高尚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位老年朋友说，是因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即社会制度出了毛病。什么是制度，制度就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前几年，我在关于“国立中正大学”的回忆录中看到：“学校制定学则，任何学生都必须遵守。其中有一条是考试时不得舞弊，凡舞弊者不论情节轻重，一律勒令退学。这一点全校已形成风气。不少教授在考试时离开考场，而学生同样认真考试，不会发生舞弊行为。”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制度的作用。制度好，风气就好，制度不好，风气就糟，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无须进一步证明。

当然，如果这些办事规程、行为准则形成体系，就会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具有强制性，它对每一个成员具有强大的约束、引导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制度中，如果缺少惩恶扬善的运行机制，公众所需要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就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邪恶势力就会有恃无恐，丑恶现象就会愈演愈烈，所谓劣币淘汰良币的效应就会不期而至。面对这种局面，为了趋利避害，为了生存（其实是苟且偷生），绝大多数人从无奈走向麻木，再从麻木走向到堕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惩恶扬善的运行机制，不仅需要法律公正，还需要以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舆论的监督。换句话说，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只能是个别人说了算、少数人为所欲为的反民主、反科学的专制社会。在专制社会中，真诚、善良、正直、无私、勤奋、廉洁等美德往往是难以生存的标志；而学会溜须拍马、弄虚作假、贪得无厌等恶习，反而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记得竺可桢先生在执掌浙江大学时，听说学生中有偷灯泡的现象，便告诫大家：“……勿以小恶而为之，今日窃取电（灯）泡者，他日必能为贪官污吏。”按照这一逻辑，今日那众多的考场作弊者在离开学校以后，很可能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成为专制制度的工具和帮凶。另外，《作弊何时休》这个问题由一个日本朋友提出，也让我想起中日两国之间那段那不愉快的往事。如果说当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他杀”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弥漫于社会各个领域的自欺欺人的勾当，难道不是一种“自杀”吗？

　　　　　　　　　　　　　　　　　２００２年月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