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朽斋主高增德是我的同事，在其书房门口，还贴着一张不大引人注意的纸条，那是张颔先生所写的“高老庄”三个字。主人的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

７０年代末，高担任山西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的主编。当时他看到，经过十年浩劫，幸存下来的老一辈学者都已步入晚年，如果不抢救这些现代学术史上的活资料，将会留下无法填补的空白。为此，他在刊物上开辟了“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专栏，希望为社会科学的兴衰继绝作些贡献。

专栏推出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响应。罗尔纲说这是“机不可失”之举，邓广铭也夸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周谷城、冯友兰、张岱年等一大批学者在盛赞此举的同时，还很快寄来自传，许多学者的家属、学生和亲朋好友也纷纷提供线索和资料……。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让人感动的事：周予同先生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出《自传》的，而这篇《自传》也成了他的绝笔；逻辑史家詹剑峰刚刚把《自传》寄出，便离开了人世。当然，组稿工作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罗尔纲、邓广铭虽然对此多有褒扬，但他们却以“有碍师承”或其他理由，不愿为自己立传。又比如当时以言治罪的阴影犹在，许多学者难免心有疑虑；有些人因为年事已高、家属往往要出面挡驾；个别半官半学者官架子很大，认为这种地方性刊物的“规格”不够。尽管如此，高先生还是采访了上百位知名学者，收集到大批资料。

近年来，知识性电视节目在内地颇受欢迎——且不说《开心辞典》和《幸运52》的收视率居高不下，就连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也凭借知识性很强的综合素质测试吸引了很多观众。这种状况固然反映了国人对知识的偏爱，但是如果只重视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人格的养成，也是一种不正常的倾向。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知识的掌握比较简单，它主要靠记忆来实现，是一种层次较低的智力活动，所以人们把长于记忆、懒于思考的人讥为两脚书橱；但是人格的养成却相当复杂，它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还需要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教养、广泛的兴趣、高尚的情操和真正的智慧。因此健全的人格应该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诚实作风、仁爱品德的综合体现。如果只有知识的灌输而没有人格的养育，所谓知识就很可能成为争名夺利的武器，危害社会的工具。

对于这个问题，前人早有申述。比如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便认为既然革命已经成功，所谓爱国精神就“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因此他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应“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中基会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简称，它的成立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有关。

作为《辛丑条约》的一个主要内容，庚子赔款是中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赔款。然而在１９０８年和１９２４年，美国又分两次将大部分庚子赔款退还我国，中基会就是为管理第二次退款成立的一个机构。

１９２８年７、８月间，南京国民政府因中基会系北洋政府任命，对它实行改组；胡适认为这是政治干涉，是关系到教育文化能否独立大事，遂挺身而出进行抵制……

一、从两个庚子年说起

按照我国历法计算，１８４０年和１９００年都是夏历庚子年：前者有鸦片战争，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后者有义和团运动，它象征着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六十甲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既是时序的轮回，又是漫长的等待。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庚子赔款不仅是为了一场愚昧的排外运动、更是为颇具特色的为时６０年的中国近代化所付出的代价——它包括数额惊人的银子，还包括无法挽回的时光，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就近代化而言，中国和日本都是在西方的影响（或者说逼迫）下开始的，为什么到了１９世纪末竟会出现那么大的差距？

在研究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时，先要对什么是“传统”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界定，否则就很难在同一论域内讨论问题。所谓“传统”，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应该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风俗、道德、作风、艺术、制度等”（见《现代汉语词典》）。根据这个约定俗成的定义，我们恐怕是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

不过，由于自由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尺度，它的对立面是强制、压迫和奴役，所以我很同意谢泳所谓“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的判断。这就是说，尽管自由主义没能在中国开花结果，从而成为“世代相传的社会因素”，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认为自由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与发达国家会有那么多的差距。此外，正因为自由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稀有元素”，所以它才弥足珍贵。这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对雷池月把这种研究视为“炒作”的说法不能苟同；同时我还觉得雷先生把陈寅恪、吴宓等斥为文化遗民，不但失之于刻薄，而且还会像他所担忧的那样，“冲淡了迫害者的残忍”。

1999年3月26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早在３０年代，日本侵略者在我国黑龙江东宁等地修筑了许多军事要塞，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备令人吃惊。为此，他们动用了大量的中国劳工，其中大多数人都死在那里。该节目的标题为《深山里的罪恶》，真是恰如其分。东宁位于绥芬河一带，与俄罗斯隔河相望，这些工事显然是针对当年的苏联政权的。令人奇怪的是，日军花了那么大力气来修筑这些工事，为什么到后来又弃之不用了呢？

这显然与日苏两国的妥协有关。

日苏之间的妥协是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实现的。在此之前，即１９４０年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炉边闲话”（亦称“炉边讲话”）中，把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相提并论，并宣布要进一步对我国实行军事援助。随后，美国国务卿赫尔也表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摧毁文明世界的第一步，美国不能坐视不救。

《晨报》原名《晨钟报》，是民国初年进步党的机关报。该报１９１６年８月１５日创刊时，即在第七版刊载小说、诗歌、小品文、学术随笔等，因随《晨报》附送，故称《晨报副刊》。１９２１年它扩大为四版，改以宣传新文化为主，遂成为舆论界的一大重镇。但是没过几年，由于社会腐败和其他一些原因，该刊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报社邀请徐志摩出面主持，以便重振当年雄风。

徐志摩是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日走马上任的。在此之前，《晨报》主编曾宴请过他和几位文化名流。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一些情况。比如在谈到《晨报副刊》如何改良时，号称“大炮”的张奚若说：“这并不是个改良问题，这只是个停办问题。到现在才停办，已经太迟，但若现在还不停办，那简直是有意作恶，无心悔祸了。”随后，他又写了一篇题为《副刊殃》的文章，一开头就火气十足地说：“我意思是现在的副刊其实太恶劣了，应该放火大烧，不应使谬种流传，毒害青年。”相比之下，陈源的话稍微婉转一些。他说，他本来是不赞成徐志摩来办副刊的，“但为要处死副刊，趁早扑灭这流行病，”反而希望徐来干这件事了。由此可见，所谓危机，已经不仅是《晨报副刊》一家所独有。

  
 任鸿隽（１８８６——１９６１）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与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纵观其一生，他始终为科学救国奔走呼号，热情地介绍科学起源、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了解一下他那鲜为人知的思想和经历，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攻读化学，是为了制造炸弹

任鸿隽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当年他的祖父由浙入川，是为了躲避太平军战乱。少年时代的任鸿隽勤奋好学，颇受先生赏识，总是排名第一。１９０４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因当地人排外，他只好冒充巴县籍应试，获得第三，成为一名末代秀才。随后，他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就读，第二年毕业后当了一年教员，便带着１２０元积蓄，与两位同学顺江而下，去上海求学。

如今学界，弄虚作假的事件层出不穷，这虽然与个人的修养有关，但也不能说与政治毫无关系。一个学者，如果能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那就会更加自律；如果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个人小事，那就很可能不择手段，谋取私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60多年前发生的一场争论。那是1944年7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7周年，昆明各大学举办一个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盛况空前，竟然有3000多人参加，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很多，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学者究竟应该不应该关心政治。

对于这个话题，前来参加会议的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颇为不满。为此他在会上谈了三点意见。第一，他首先申明这次座谈会是学术性的，是寓纪念于学术讨论的，所以他才参加；第二，他认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不昌明；第三，他提出要救国，要昌明学术，首先应该坚守学术岗位，“而不应当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物，例如政治、商业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