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假看了不少影片，如《搏击俱乐部》、《异形》系列、《MATRIX》系列、《蝙蝠侠前传》等，发现兴味真是有所改变，以前惊为天作的《搏击俱乐部》重新审视已波澜不惊，古早的科幻片依然引人入胜——这暗示着，在乏味的日常世界外，虚拟的精神世界仍然重要，在那里，无政府主义已不能满足匮乏的心灵，需要无边无际的幻想来填充，这幻想离开日常世界越远越好，一直到俗世的烦恼和忧愁无法追及的幽冥之处。或者相反，虚拟世界能拨动日常世界的心弦，宛如空谷的共鸣回声，如《银翼杀手》里头，那个完美的人造人的自语，在见证了无数辉煌传奇之后，“All those moments will be lost in time, like tears in rain”，然后在雨中的污浊城市里垂头死去，或是《美国丽人》里头，急色的凯文史派西面对眼前香艳风骚而唾手可得的女孩，意外得知她仍是处子之后，父亲般为她披上衣服。
佳片数不胜数，为留下一点记忆，想说说《12怒汉》，这部摄于1957年的黑白经典，至今是IMDB前十位的影片，无疑是日常世界的一部力作。
故事发生于纽约的一间法院，片头是庭审现场，片尾是陪审员们离开法院，主体部分是12位陪审员就一宗杀父案的犯罪事实的争论和表决，导演的手法高明毋庸置疑，90分钟的扣人心弦均发生在小小的陪审员会议室内，外加一个洗手间，没有任何的蒙太奇、闪回画面，最旁逸斜出的画面也不过是，陪审员向窗外一瞥的昏暗都市。这让人想起《罗生门》，《罗生门》发生在雨中的破败城门，但每个人的叙述均转化成一幕幕的情景，看来兴味盎然，《12怒汉》则连这些情景也省略，叙述时镜头关注的只是叙述者的表情和言辞，因此两部电影的指向也完全不同，《罗生门》营造了案情的扑朔迷离，指向各种可能性，像东方的诗意水墨，《12怒汉》力求精确还原案情，不断证伪各种可能性，像西方的铜版画面。《罗生门》最终的意旨乃是千古不变的人性，案情实际不过是人性的现象百态并不重要，《12怒汉》则是民主司法系统的一阕赞歌，划界事实和猜想、还原案情和诉诸理性至关重要。《罗生门》意在唤醒沉睡的怜悯，《12怒汉》试图证明理性的光辉。

二

说到这里，有必要不厌其烦地先将《12怒汉》的情节作个介绍。
“在经过六天冗长枯燥的听审之后，法官终于对陪审团发布裁决指示了。被告是一名年仅18岁的男子，被控在午夜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法庭上提供的证据也极具说服力：居住在对面的妇女透过卧室及飞驶的火车窗户，看到被告举刀杀人；楼下的老人听到被告高喊“我要杀了你”及身体倒地声音，并发现被告跑下楼梯；刺进父亲胸膛的刀子和被告曾经购买的弹簧刀一模一样。而被告声称从午夜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在看电影的证词极不可信，因为他连刚看过的电影名字也说不出来”（摘自《百度百科》）
因此，陪审员的任务是确定男孩是否有罪，检方的指控是“一级谋杀”，最高的刑罚是将男孩送上电椅。为此，又有必要将陪审团制度作个简单的交代。
陪审团制度其来有自，或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如雅典有名的“贝壳流放”，甚至苏格拉底之死，我们也大致可以看作是类似陪审团的审判（想想他著名的法庭辩论是如何开场的——“雅典的公民们！”），是直接民主施于司法审判的产物，如停留于此阶段，则1949年前的解放区、文革中的群众批斗也可作如是观。
好在人类的理性总是不断发展，集体无意识的狂热向为盎格鲁萨格森民族所排斥，通说认为陪审团是起源于英语国家的一项制度，陪审制甚至被称为“英国人生命的守护”（security of Englishmen's lives）。1166年克拉灵顿诏令规定，发生刑事案件后，郡法院和百户法院应召集本地熟悉情况的12名自由人到庭发誓，并对犯罪嫌疑人提出控告。其后陪审团制又发展为大、小陪审团，大陪审团只用于刑事案件，确定是否对嫌疑人起诉，小陪审团克适用于民事和刑事案件，主要是对案件的事实问题进行裁决，战后依然有活力的是小陪审团，《12怒汉》即是由小陪审团判断案件的事实问题，如其断定男孩对其父的一级谋杀事实成立，再由法院据此自由裁量，或处以死刑，或考量情节从轻发落。也有学者坚持认为该项制度是诺曼底公爵征服以后由诺曼底人带入英伦，如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中说，评审员制由法国随威廉征服入英，入乡随俗，逐渐由免责证人成为定罪法官，因为缺乏法律素养，多不如人意，“这些白痴法官（陪审员），只配对可笑的母鸡和家畜审判”。陪审团制度的生命力长久，也与英国当时制衡意识有关，大抵可视为“封建王权膨胀——法官制衡王权——法官专横——国王与民众制衡法官”这一历程的副产品。
美国的陪审团制，由英伦带来而发展更为精细，到《12怒汉》时，大致是这样的：除审判时未满18周岁、不在本地居住、不通晓英语、听力有缺陷或者有犯罪前科，以及律师、法官、医生、牙医、消防队员、教师、政府官员不得充任陪审员外，其他人众由法院随机抽取，视为公民的一项义务，这些初选陪审员再经遴选而成为正式的陪审员，如辛普森案中即由两造剔除怀疑有种族倾向的候选人。
说到这里，我们只需记住，《12怒汉》的年代，陪审团作为诉诸公民常识而非律法精英的临时组织，负责确认犯罪事实是否成立，以小型的直接民主制衡司法不公，而这需要12位陪审员的一致同意，如不能获得全体一致，则成为悬案另组陪审团重新确认。

三

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小型的直接民主不但指向多数人的意见，还照顾了少数人的意见，非“全体一致”不可，这种机制的深刻处也体现于此，并非少数服从多数，而是相互制衡、相互说服，这样，诉诸理性的说服或许比诉诸非理性的煽动迷狂更容易达成一致，如此，愤怒的人群要求处死苏格拉底的事件断难发生，对地主恶霸的批斗也会止于理性的疑问。
说到疑问，片中不断重复的是“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即孩子的犯罪事实是否是无可置疑呢，只要能够对那些证据构成理性允许的质疑，便是“合理怀疑”，有了合理怀疑，即使事实上孩子犯罪了，投票认为“无罪”(not guilty)就是理性允许的——因为事实已然无法再现，由于刑罚的严厉性，不可错杀便是主要的考量。
回到影片的情节，开始时的投票，以11：1的悬殊比分判定男孩杀父，而投反对票的8号陪审员也没有否认犯罪的可能性，只是说，既然是命案，既然可能是死刑，何妨花一点时间加以讨论？
第一个出现的合理怀疑是凶器，8号陪审员证明了在男孩的街区附近能买到同样的摺叠刀，这在坚冰处打开一个缺口，导致第二轮投票中9号陪审员投下“无罪”票，理由是，既然有些事实并非无可置疑，就不该草草收场。在其后的讨论中，浮现了若干的“合理怀疑”，如男孩既然已小心拭去凶器上的指纹就不该返还取回；案发时火车经过，证人跛脚老伯不可能清楚听到男孩说“我要杀死你”； 模拟发现跛脚老伯根本不可能在其证词中所述的15秒内走出大门看见疑犯；男孩说去看电影但却什么都记不得，这在心理压力下是可能发生的；伤口表明是由高处向下刺伤的，这与男孩的身高不符；铁路对面目睹杀人场景的女证人彼时未戴眼镜，很可能不能准确认出杀人犯。
最终，奇迹发生了，12位陪审员达成了一致，“他是无罪的”，理性终于战胜了偏见，民主和独立思考握手言欢，美利坚司法体系美轮美奂，意见领袖8号陪审员力挽狂澜后不失风范地为最后屈服的对手披上外衣，谦逊地谢幕。

四

如果仅仅到这里，这篇影评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让我们换个角度看这个案例，把注意力集中到8号意见领袖身上，看他是如何实现乾坤大挪移的。
影片开始时，他即彰显了自身的独立性，临窗眺望，法相端严，引来几位陪审员的搭讪，他不过略加敷衍。而随后将成为他强劲对手的3号、10号陪审员都显示了较强的个性，并且或明或暗表现了他们是经验丰富的陪审员。第一轮投票中，他独立不群，力排众议，认为自己并非就肯定男孩无罪，但兹事体大，应当讨论，多么强烈的责任感啊，他对急于离去观看球赛的7号陪审员说，一个小时的讨论不会影响他观球，安抚了异议。
随后，他出其不意从兜里掏出与凶器一模一样的摺叠刀，那么男孩声称的自己遗失摺叠刀的供词就可能是真实的，此举令统一战线动摇，8号陪审员随即不失时机地要求第二轮投票，言辞可谓恳切，自己不参与投票，只要余人一致通过有罪判定即予认同，但他所要求的是——秘密投票。在这场有胜算的冒险中他获得了同盟军9号陪审员，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
而反观对立方的意见领袖则进退失据。满足于最初的民意结果掉以轻心，3号陪审员还煞有介事拿出记事本来条陈理由，不过是法庭上的陈词滥调。令其领袖风采失色的是，他认定说出“我要杀了你”即是犯意的充分表现，但在8号陪审员的故意激怒下自己也说出了同一句话， 8号略带嘲讽地问他这句话是否代表真实意图，他即无言以对。10号陪审员更为乖张，一开口即断定贫民窟出身的孩子都不是好东西，使得出身贫民窟的5号陪审员反感倒戈，再开口说贫民窟的孩子连语法都学不好（don’t even speak good English），引得11号陪审员忍不住去纠正他的语法错误（doesn’t even speak good English），失分不断，末了竟至于暴怒下发表长篇歧视性演说，同盟军9号陪审员则带领其他陪审员避席背对以示抗议，在孤立中10号终于屈服。
在细节上8号陪审员则有心计得多。如果注意到开始时他谢绝7号陪审员的口香糖，而在中途主动提出接受2号陪审员提供的喉糖，即可窥见其中拉拢之意。在9号加入同盟之后，他不再冲锋陷阵，而是发挥同盟作用，只在关键处出手。如当2号陪审员对女证人是否平时戴眼镜提出质疑时，反方认为既然如此明显，为何庭审中无人提及，8号陪审员即恰到好处地插话——“这里不也只有一个人看出问题么”。在两位陪审员开小差玩游戏时，他当众制止了他们，凸显了他的领袖风范——强硬而有责任感，取得了与同样强硬的反对派截然不同的效果。
秘密投票后反方即大势已去，随后的非匿名投票等举措非但不能挽回颓势，反倒加强了“无罪派”的优势。与前期的以恳切打动人心不同，优势之后的8号陪审员一路追讨，尽显强势。从“人命攸关至少应该讨论讨论”到“如果匿名投票仍然无人认为无罪就结束”，再到“七点前结束，不能一致即作为悬案提交”，最后到“我们有的是时间，你看着办”，正义的气势下玩的是出尔反尔的游戏，折冲樽俎外其实是心计迭出，至此，活脱脱一个政客的形象已清晰可辨。
可怕的是，这一切，都在陪审团制度的架构内完成。最初诉诸其他团员的良知（不能草菅人命），然后求助于理性的光芒（模拟推演、证词交叉比对），末了凭借于集团的压力和孤立政策（咄咄逼人的攻势、对不同意见的抵制）。其中当12号陪审员在倒向“无罪派”后又摇摆时，8号陪审员立刻出马，以权威的口吻制止了可能的哗变，对“法、术、势”的掌握可谓纯熟，其后在投票比分达到6：6的平衡点时，对手大面积倒戈，急于观球的7号、主持会议的1号都变成了“无罪派”，优势迅速扩大到9:3，可见形势对人心的微妙影响。本应当以理性光芒一以贯之，却成了非理性—理性—非理性的循环，这绝不是我们念兹在兹的民主要义。于其中却似乎看到僭主的影子——最初以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拯救者形象面世，独特的魅力和彬彬有礼，抗流俗而独立，恳切富有感染力的言辞，继而有一帮子忠诚拥趸，其中不乏长者、知识阶层，最终，僭主带着他不可抗拒的力量、无数的党徒席卷而来，不由分说、盛大威严。

五

如认真分析，所谓的几个合理怀疑不乏漏洞，如凶器的巧合概率太低，证人跛脚老伯的时间观在紧张时可能扭曲，男孩当晚看电影却什么都记不得实属离奇，致命伤与身高的关系其实牵强，女证人的眼镜性质、度数都还不清，而辩方毫无有力的证据，在庭审中理屈词穷。
何以，陪审密室里竟发生如此吊诡的事件？让我们来注意另外一些细节。
首先是导演的干扰，当镜头给孩子脸部一个特写时，我们看到的是无助和悲伤，哀婉的小提琴适时响起，暗示男孩的无辜。亨利方达主演的8号陪审员神色尽是刚毅和沉稳。但除此之外，尚有人心深处的原因。
陪审员的秘密会议室，本身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在其中，人与人相互感染。而每个陪审员，影片只以其座位号码作为代号（片终走出法院后，在9号陪审员的询问下，8号陪审员才说出他的名字叫戴维斯，其他人仍然无名无姓——僭主的名字必须铭记），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原子，本质上渴望认同。人运用情感总是多于理性——理性在人类诞生很久之后才出现。在封闭的空间内，人同样容易受环境感染，闷热的夏季午后、转不动的电风扇、忽然来临的雷雨，无不暗暗影响着每个人的判断。
姓名固然被数字取代，但颇有象征意义的却是陪审员的职业。8号陪审员的职业是建筑师（蓝图构建者、总体设计师，唯一知道最终乌托邦景象实质的人），1号陪审员是橄榄球队教练（需要尊重，有一定的主见和影响力、组织能力），2号陪审员职业不详，是初任陪审员（渴望得到重视，容易被鼓励），3号陪审员是白手起家的小企业主（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生机勃勃的力量，好斗），4号陪审员是股票经纪人（精明而固执，只能被事实和细节说服，不易被煽动），5号陪审员职业不详，出身纽约平民窟（需要尊重，希求平等），6号陪审员为雇员（随大流，不愿承担责任），7号陪审员是业绩良好的推销员（随机应变，自私无原则的见风使舵），9号陪审员职业不详（最年长者，多阅历而善思考，需要别人的尊重），10号陪审员职业不详（次年长者，有暴发户气质，粗俗却自以为是的固执），11号陪审员是钟表匠（认真的，一丝不苟），12号陪审员混迹广告业（心不在焉、摇摆的梦幻气质）。
8号首先赢得长者9号的支持，成为其得力的助手，随后被自己阵营伤害的平民党5号加入，接着初任陪审员2号、钟表匠11号、雇员6号也加入，继而是推销员7号、教练1号、广告人12号倒戈，最后是暴发户10号、经纪人4号、小企业主3号被各个击破。
这其中，依据自身判断定夺的只有初任陪审员2号和钟表匠11号，始终冷静思考决策的只有那位钟表匠，他理解司法体制的含义，他对尊重对手异常敏感，他甚至对投向己方的7号提出质问，认为为了一场球赛改变观点是可耻的——于这位一丝不苟的钟表匠身上，我们才看到人类理性不倦的探索和可贵的操守，钟表匠这样的平民才是良法的真正守护者。

六

好在陪审员是随机抽取的，好在他们只是如云偶合又如星散去，好在司法只是被动的最高权威——法官不得审理未送审案件。在漫长的实践中，人类发明了任期制，这样对僭主权势的扩张无疑起到很好的遏制作用。不得连选连任，僭主的舞台便大大缩小。但最重要的仍是人，人才是维护宪法的最终力量。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何其精美，纳粹上台后终于架空为一纸具文。人类理性的局限，怕是永远无法得到一劳永逸的纸上承诺，终是要不断为良法而守护、奋争。
而前文我们对“僭主的诞生”的条文缕析，究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合理怀疑”。那些为本国民权呼吁乃至入狱的人们，在太遥远的镜头之外，我们永远也闹不清他们究竟是新一代僭主的雏形，还是护法的钟表匠——即使他们获得了世间可以奖赏的最高荣誉。但在为改变显见是扭曲压抑的体制的努力中，仍应对其保持一份敬意。克尔凯郭尔曾经说，最高的代价是没有报偿的，因为如果这里面有什么的话，代价就不那么高了。亦即，美德就是对其自身的报偿，真正值得我们报以最大敬意的，永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