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八、十九日，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一行，由许纪霖副院长带队一行十余人，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中国研究院专家学者及哈佛大学专家学者，一行十余人，在苏州南园宾馆交流两天。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近成立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新的学术集结。集中了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等方面的最重要的汉学家。他们非常敏感、非常重视中国的变化。中国研究院院长任格瑞说：日本、、韩国、越南、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都曾经习惯一个强大的中华帝国，因为他们的历史都很长。而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们从英国独立出来没有多少时间，因此我们还没有习惯在我们的身边，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我们不清楚美国与中国的消长会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很好奇，一定要先弄清楚中国未来的走向。CIW中心主任白杰明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不仅仅只是物质与技术的强大，它的背后一定会有一套理念、价值、思想、观念。让世人知道与了解。那么，如果中国正在崛起，它打算给世界看什么呢？

透过海外的眼光来看中国，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有一个责无旁贷的任务，重新解释中国，积极参与中国未来的走向的预设。“中国性”是一个不确定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存在。

会上也有一些小型的交锋。当我谈到江南研究与“传统中国”这个概念时，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马上说：等等，什么是“传统中国”？我不明白。西方学者在使用概念上的敏感与严谨，非常不一样。好，马上有几个中国学者回应说：这是一个理想型（Idear Type）,,或者，这是一个理解当代中国的“他者”。我的回答是，由于西方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稳定发展、变化有序的历史社会，所以西方的汉学家会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大变革、大断裂，缺乏体会。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与社会的真相是，传统中国已经远离中国而去。另一个交锋是当我们的学者更多从负面论及“国家”或“国家主义”时，美国学者提问：用什么英文来对译？我们学者回答“state”,而美国学者回答他们更多使用“govenment”,他谈到西方的自由主义更多是反“govenment”的。他的提醒无论如何，使我们注意到“国家”思潮的正当性与民意基础。

我在会上介绍了江南中心的研究情况，以及学界可能会感兴趣的问题，如江南的家族文化研究、江南史与中国性的关系、江南意象与形象中国等。我对所谓中国崛起、中国道路的看法与思想界不同。我认为中国崛起有不可忽视的地方差异，昆山的崛起是外资的力量，而某些内地的发展几乎要落后五十年。所以一切有关“崛起”的文化探因都是一厢情愿的，所谓“中国模式”更是一个神话。尽管如此，未来五十年或三十年，必然是中国在世界上大步前进的时代，无论怎样估计中国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因此，中国拿什么价值、思想、文明来给世界看，依然是一个真问题、迫切的问题，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依然有这样一个责无旁贷的任务。

另外一个不小的收获是认识一些优秀、极有特点的汉学家。白杰明的深入、机智、充满洞察力的中国认知，任格瑞的视野、知识与烂熟的中文能力、罗清奇的丰富的学养与对中国艺术的很地道的了解，都让人尊敬、佩服。让我最感欣慰的是认识了邓肯教授，他是明清文学专家，尤其长于明末清初的中国文学，翻译过欧阳修、袁宏道、张岱等人的作品，在AUN任教多年，澳洲最好的年轻汉学家不少都是他弟子。让我吃惊不小的是，他不仅对于张岱的作品如数家珍，不仅对祁彪佳的寓山园情有独钟，而且，居然知道钱谦益与柳如是是在公元1644年黄山之行中发展恋情，而且柳如是住西湖西溪的横山别墅是安徽商人汪然明赞助，他居然读通了《柳如是别传》这本中国学者都没有好好读通的书！（会上有人问到我有没有看到杨念群的《何处是江南？》我回答不知道他有没有好好读通柳传，如果读通了，他这本书一定会写得好的。）邓肯教授让我很有收获的是，他八十年代初曾经拜访钱锺书，请他看他的张岱的英译，锺书先生告诉他：“光是字面上的翻译，有时不能了解中国的古书，你要看陈寅恪的著作，这是读懂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参考书。”我曾经写过陈寅恪与钱锺书属于两种不同的诗学范式的文章，看来，那篇文章需要添上一个极重要的新脚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