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经典--狐狸的铁匠铺

一个人的经典

天水明夷发表于 2009-7-4 21:25:00

我再也没和人谈起过普鲁斯特。他已经化作了我的血肉，我的魂魄，有时我竟会有这样的错觉，我谈论普鲁斯特就像在谈论我自己。回顾这20年间的阅读生活，它们见证了我情感和心智的成长，见证着生活，并进而成为生活本身，它们就是我一个人的经典。

　　作者简介：

　　赵柏田，小说家，文化学者。出生于1969年。著有《历史碎影》、《岩中花树》、《帝国的迷津》、《远游书》、《我们居住的年代》、《站在屋顶上吹风》等。现居浙江宁波。

　　“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卷，非常愉悦，摆脱了束缚自己的情欲……”写下这句话是在1988年的春天。1988年的春天肯定发生了什么，只是我想不起来了。但这事肯定与身体、与情感，或者与两者都有关。那年的春天来得迟，三月了还有雪。这套《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雪天从朋友家拿来的，四卷本，书封磨得起了毛边，上面有某单位图书室的红色图章。我现在还能记起的是去朋友家路上要经过一个露天煤场。黑的车辙，白的雪，像比亚兹莱那种装饰感很强的画。边上是城北旅馆，再过去就是火车站了。火车开远时在防护林上空飘散的烟，像一方寂寞的蒸汽手绢。

　　寂寞的其实是心！寂寞的心里映出的物像也是寂寞的。“愉悦”，“情欲”，一个心智未开的少年怎么会懂得这些词的重量呢？但事实是，这些词在一个晚上进入了他秘密的书写，并缔结成这样一种关系：因为祛除了“情欲”，所以“愉悦”。

　　这是一本充满着虚假矫饰的英雄主义情结的小说，也是一本符合80年代风尚的书。当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春天的某个晚上翻开一页，是想把它当作了一味清火退热的药。但事实上，这一举动的意义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我由此进入了世界的另一面，一个文字的世界，或者说现实的镜像。

　　在幽暗的青春期长廊，每一次与心仪的书的遭遇就像不经人世的少年初涉爱河，带着一相情愿的倾情，有点儿绝望，又有点盲目，似乎它就是整个的世界，统治了情感和灵魂细微的触角。彼时的阅读如同一场火花四溅的激越爱情，内心的体验如火般炽烈又不可言传。它几乎成了同世界惟一的交流——通过它，才不至于灭顶于青春期残酷的泥沼。

　　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去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病中无聊，开始读茨威格小说集。我记得《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写到一个作家，每年他过生日，就会有人给他送来一束白玫瑰，可是那一年的生日没有人送花给他，他收到的是一个女人的来信。小说写到他读完这封信心里一怔，想起了过往的生命中幻影般一次次出现的那个女人。小说中这个片断曾深深打动我——

　　“他觉得，仿佛一间看不见的门突然打开了，股股穿堂冷风从另一个世界嗖嗖吹进了他安静的屋子。他感觉到一次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一时间他心里百感交集，他思念起那个看不见的女人，没有实体，没有激情，犹如远方的音乐。”

　　时间在茨威格这里分解为一个个闪光的瞬间，在这“飞快的一分钟里”，小说中的人物进入房间看到了桌上蓝水晶花瓶里的几朵鲜花，从而使这一时刻成为“幸福的时刻”。在《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里，这些闪光的时刻是在赌场里看到一双表情生动的手的时刻，在海滨兜风的时刻，在乡村小教堂里的时刻和在低等的小客栈里的时刻。

　　激情，瞬间。这是茨威格小说的中心词。他的小说中，人都成了激情驱使下的奴隶，激情使小说世界偏离了日常生活的世界。那些故事里的人物，妇女、孩子、老谋深算的勾引者，一个个都如同高热病人。为写这篇文章又重看了《象棋的故事》，这个小说里即使是配角人物麦克康纳，也是热情洋溢的，木讷、狡诈如岑克维托，看似冷漠实则是另一种激情，比如说他对金钱的热望。这个小说在故事的层面上似乎是对非人道进行控诉的作品，实际上是一个人类的意志力与虚空进行斗争的故事，这斗争的酷烈显出了小说的内涵和激情。

　　那时我刚学写小说，我很庆幸一开始就遇上了这个诚实的老师。茨威格的小说，秉承的是19世纪文学的叙事传统：坚固，绵密，针脚密实。既成的世界既是庞大的，又是简单的。他从一开始就告诉我这样的小说学徒，老老实实讲好一个故事是多么重要。

　　那些日子让我着迷的还有朋霍费尔的一本《狱中书简》，一本出自拘禁于集中营中神学家之手的书信、杂感和诗歌的合集。他告诉我，自在是物性的、单纯的，也是野蛮的。而超在是纯洁的，也是伪善的。人之为人，在于有一种不同于自在之物的对超自然的神性的向往。从生活出发，经磨砺、行动、受难，抵达的应是更为纯粹的理想的生活，这就是“存在”的真正涵义。这存在即理想的生，自由的生，即所谓的“存在是人的尺度”。那时在书的边角处我曾写下这样的句子：“一场大雨使我居住的这座城变得苍翠。雨后我望着太阳落下的方向，河水被映得通红，像梦幻的钢炉，那里将激扬思想的火花和词语的皱纹。”

　　2001年秋天，我刚从老家那个县城迁居宁波时，每天临睡前都要读几页《追忆逝水年华》。这部七卷本的小说是我在1991年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买下的，每一次搬家我都带着它们。我喜欢那套书封面上古典的纹饰、松软的纸张和书页中间短短的红缎带。尽管我是如此熟悉盖尔芒特夫人、斯万先生和阿尔贝蒂娜小姐就像熟悉我的邻居，但这部长河般的小说我从没有读完过。当我带着这部书来到一个新城市，它散发的过去生活的气息让我不至于在浮泛中淹灭。是的，每一次打开它，其实并不是读，而是感受它的气息。

　　那时我住在月湖边的一处祠堂里，一到晚上很有些阴森的，这座陌生的城里我几乎没有一个朋友，19世纪的贡布雷庄园和斯万家那边的聚会成了我与世界的惟一交往。打开一本书，成了进入睡眠的仪式，进而成为依赖，就像一个神经衰弱症患者依赖药物。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发现了普鲁斯特的一个秘密——他构建世界的秘密。

　　一般说来，作品一旦成形，就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在写作者的视野之外以另一种方式生长。但这部小说不同，由于出版的一再延搁，它在母体内以一种反常的方式继续发育。这个美妙而又畸形的躯体的所有细胞拼命地增生，呈现出极端的丰腴肥硕，就像一株热带植物，它的全身都布满了生长点，迅猛生长的枝条上下勾连，使每一个试图辨清它的人都望而却步。

　　一个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会用一生去写这么一部书？或者说，他为什么只写这么一部书——一部只有一个主题、几个沙龙里的贵妇、一群社交界的人物在其中行动的书？

　　普鲁斯特是在与时间玩一场藏匿与捕捉的游戏，这种游戏用周克希后来的译法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我发现的是，普鲁斯特有他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选取两个不同的物体，然后确定它们的关系，并使它们处于“美的风格所要求的范围之内”。“在自己的句子里把这种关系中不同的两极永远联结在一起。”这就是他全部写作的秘密，一个修辞学的秘密：美就是关系。我终于发现，他的小说是一把成功的形而上学的梯子。

　　于是我说，这个春天的后面站着另一个春天，我还说，这本书的后面站着另一本书。我成了这一新美学的信徒了。我对文学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也从茨威格移向了普鲁斯特：文学并不是虚构，它只是把广袤世界里的现有事物排列起来，发现它们的关系，再赋予美学上的新样式。我相信这就是许多艺术家创造的动力。

　　我再也没和人谈起过普鲁斯特。他已经化作了我的血肉，我的魂魄，有时我竟会有这样的错觉，我谈论普鲁斯特就像在谈论我自己。更多的时候，我咀嚼着自己的迷惘，就像贡布雷庄园那个被失眠的潮水湮灭的孩子一样，在黑暗中大睁着眼。

　　那些已然读过和未曾读完的书，像一张张无声的面容，带着诚实的、疑虑的、顽皮的表情，手指一触动，就可以听到封皮底下它们的大笑、尖叫和呓语。每一次走近它们，就像走进一个充满各种声音的闹市，这里有着现实世界同样的喧嚣与芜杂。回顾这20年间的阅读生活，它们见证了我情感和心智的成长，见证着生活，并进而成为生活本身，它们就是我一个人的经典。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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