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寂寞，谁最寂寞--狐狸的铁匠铺

说寂寞，谁最寂寞　

天水明夷发表于 2009-9-18 14:57:00

作者：赵柏田

徐訏

1. 《鬼恋》里的黑衣女子

想象中，他是那种把头发梳得很整齐、还抹着些发蜡的人。就像电影中的梁家辉，穿着一件欧式的浅驼色风衣，在上海的小弄堂里神情恍惚地走。那都是因为陈逸飞拍的那个叫《人约黄昏》的电影。电影是改编自徐訏的小说《鬼恋》，但没有了小说里死寂的灰与黑，倒多了层玫瑰样的浅红，就像陈的那些温软、精致的画。街景，小巷上方的一角天空，人脸，都加了滤色镜片似的，绮丽，潮湿，暧昧。这是一个画家对海上旧梦的追忆和想象，其间透露的中产阶级情调，倒也符合商业时代的大众口味。只是除了个故事的骨架，离小说原作《鬼恋》已不知在几丈开外了——一个作品是一场灾难，如是观之，电影《人约黄昏》对徐訏的小说，也是场不大不小的灾难。

可是除了电影——这一大众的神话——今天的人还有谁会记起他，更遑论走近他?这个世界接踵而至发生的事件和越来越稀缺的耐心，怎么能让人静下心来听四十年代的一个小说家讲一个现代都会的女鬼故事——时下大行其道的恐怖小说、鬼片不是比这更刺激更来劲?而电影工业事实上也改造了作为小说家的徐訏，让他面目全非，让他像一个游魂在人世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剩下一个名字的符号，寂寞地飘在空气里。

1991年冬天，一个少年在县城图书馆长长的走廊上独自翻看着直排影印版的《鬼恋》，偌大的库房再也不见一个人影，只有换气扇叶子的轻轻转动变换着室内光线的明暗。他看得如此出神，以至天色在书页上渐次暗去，那些直排的铅字像沉入水底一般漶漫不清了也浑然不觉。走出图书馆大门，路灯下少年的脸闪现出一丝恍惚，似乎不知今夕何夕了，也似乎，小说里那种森然的鬼气把他深深浸染了。

小说中，“我”在南京路上邂逅了一个身穿黑衣的神秘女子，随着交往深入渐渐爱上了她。她告诉“我”说她是鬼，因此只能在晚上见面。后来"我"终于知道她是一个地下工作者，见证了朋辈的死，体味到了世间的冷暖，所以宁愿做一个尘世间的鬼，过一个人的生活。小说的最后是她带着"我"的爱，消失在茫茫人世间。

“你们有Era么?”

少年默念着这个句子——那是小说中神秘的黑衣女子出场时的第一句话——脸上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他会告诉他的朋友们，Era，那是一种烟，四十年代的上海——多么醉生梦死!——流行过的一种从埃及来的名贵的烟。而那时，他和他青涩年纪的朋友们都抽带着很浓的青草气的本地产的北仑牌，稍好一些的就是云烟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到夜晚，少年的眼前就浮现出了旧上海南京路上的小纸烟店，潮湿的街巷，和那个气质非凡行事诡异的黑衣女子。她有着凄白如雪的脸和银亮的牙齿，眼神清澈而锐利。她的神情淡定而冷漠。她的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少年把对女性的美好的想象全都加到了这个神秘女人身上，恍若置身于一个美丽而虚幻的梦，以致把小说中与这个女子在偏僻乡间并肩散步或在咖啡店里作着彻夜长谈的男子都想象成了自己。

但当他后来看到演这个女子的张锦秋的那张尖下巴的脸时，突然后悔一个人去看那场电影了。他想象过《鬼恋》里的女鬼，按着自己的意愿一次次地修改她的面容。但从来没有想到会是张锦秋那样的，过分的幽怨了，简直成了个怨妇了。他喜欢梁家辉，不喜欢张锦秋。喜欢小说，不喜欢电影。时日推移，昔日的少年也年届不惑，有时，想想图书馆书库里那本直排影印的《鬼恋》，怕也蒙满灰尘了吧。只是那句话还时常跳出来，就好像这小说昨天还才打开过：

“你们有Era么?”

一度，这句话成了少年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通用电码。

2. 上海情爱故事

四十年代初的上海，徐訏一家和苏青一家在辣斐德路比邻而居，两家不时走动。徐訏的妻子赵琏是苏青五姑母的学生，和苏青在宁波时就相识。苏青那时刚到上海，闲居无事开始学习写作，常到徐家去借小说。两个女人在一起难免派说各自丈夫的不是，赵琏更是找到了诉说对丈夫不满的发泄口。中间再夹杂进苏青的丈夫李钦后——一个有着浓重的市侩气的前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徐訏婚变的契机由此种下。

“八一三”日军进入租界后，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关门，失去工作的李钦后变得性情怪异，与苏青日生龃龉，移情别恋于徐訏的妻子赵琏。在苏青自传体的小说《结婚十年》中，对此有一段源于现实的摹写。

小说中，徐訏成了“余白”，他的妻子赵琏则成了“胡丽英”，李钦后则被叫做“崇贤”。因为离得近，“我”常去余家借小说看，两个女人编排自己丈夫的不是时，丽英却对“我”数落崇贤颇不以为然。丽英的丈夫余白本可以去大学当教授，或者去银行工作，但他都不去，只是写他的小说。丽英眼看着崇贤一家收入颇丰，更是羡慕。自然觉得崇贤要比自己的丈夫好。丽英是个爱打扮的虚荣女子，也常常把“我”的女儿打扮得花骨朵儿似的，溺爱女儿的崇贤见了，自然欢喜，对“我”说:“余太太真是个会管家的女子，而且也肯安本分，只可惜余先生一味太才子气了，经济难免拮据些。”明摆着是说别人的妻子比自家的好了。贫贱夫妻百事哀，余家夫妇常常口角，余白有时还动手打丽英，丽英家里受了委屈，就跑过“我”家来诉说。崇贤凝视她半晌，半开玩笑地说:“像你这样的太太还怕没有人要吗?又美丽，又贤惠。”丽英却把这话当作真的来听，“李先生，你也取笑我……"脸上泛起红晕，似乎人也年轻了许多。

这一切“我”都看在了眼里，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两人竟然发展到了一起上舞厅跳舞，崇贤还搞大了丽英的肚子。小说中，苏青把赵琏称作“爱的侵略者”，但到底是赵琏侵入了她的家庭还是他的浪荡丈夫勾引了别人的妻子，也真是一笔糊涂账了。生活中这一事件的结局是，1942年，徐訏与妻子离婚去了重庆，苏青则在生下一个儿子后不堪精神刺激患了肺结核，还吐了血。

在重庆期间，徐訏出版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小说《风萧萧》。小说写上海沦亡期间秘密工作者与日本占领军的斗争，如此宏大叙事，走的却是畅销书的路子:柔情与铁火交织，美色同智勇辉映，美女俊男多角恋爱，疑云密布的间谍生涯。故事在“一切都有政治色彩的国际上海展开”。一时洛阳纸贵，以致“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

两年后，徐訏以《扫荡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了美国。抗战胜利不久他又回到上海。这一期间他再版了《风萧萧》。

徐訏回到上海，先住在二姊家，因人来客往太多干扰，他搬出来另找住处。那几年，他终日埋头笔耕，一直未成家，被朋友们戏称为“野猪”。惟一的社交活动，是约几位老朋友刘以鬯、杨复冬等在国际饭店二楼喝咖啡。他要朋友们给他介绍些戏剧界演员，有京剧也有越剧。朋友们以为他要找个女人恋爱了，却不知道他是为写长篇小说《江湖行》里的人物作准备。内战正进行到白热化，上海人心惶惶，徐訏却突然失踪了。后来朋友们才知道他到宁波去结婚了。

徐訏的再婚妻子葛福灿出身于嘉定一个望族，据徐訏与葛福灿的女儿葛原回忆:“母亲学习成绩优异，曾考取省立上海中学。由于战火不断，加上七岁丧父，家境衰落，作为长女的她不得不多次辍学。以后考取教会办的女子师范学校，为了担负起家庭重担，帮助弟妹完成大学学业，自己却放弃上大学的理想。18岁起，除了在学校教书外，曾在我二姑母家担任过家教。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姑母们便介绍我母亲同他认识。1949年，在宁波结婚。”(葛原《残月孤星》)

葛福灿性情温煦，和徐訏婚后有过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不久，上海解放，新时代的革命潮流冲击之下，徐訏深知自己曾经风行一时的小说将变得不合时宜。1950年5月一个天色朦胧的黄昏，徐訏悄然地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此时，他的女儿才出生五十三天。

徐訏原本打算到了香港安顿下来后再来接妻女。可是时局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想象，沪港两地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音讯隔绝。在内地，徐訏被列为反动人士，小说《风萧萧》成了所谓“特务文学”。从此留在上海的他的妻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生存，也为了女儿的前途，她只得表示与“反动”丈夫划清界线，提出与远在香港的徐訏离婚。女儿随她改姓葛，然而内心深处她还是忘不了丈夫一直保存着徐訏在国内外拍摄的千余张照片和几十本著作。

到了晚境，病魔的折磨下的徐訏一次次地向内地的妻女伸出手。“文革”结束后，葛原突然接到父亲来信，要她去香港。葛原赴港后，有人却认为她是为了争夺遗产，就故意为难，不让葛原与徐訏有亲近的机会。等到好不容易见到几十年未见面的父亲，徐訏已是生命垂危。葛原的《残月孤星》从接到父亲来信，要她去香港留在他身边工作开始，写到她参加完父亲的葬礼，黯然离开香港。摆脱“阶级”的枷锁，又掉进金钱的“怪圈”，这滋味，真是欲说还休!

3. 都市里的游魂

从1950年赴香港到1980年去世，三十年时间里徐訏先后在珠海学院、新亚书院、中文大学和浸会学院执教。其间虽也办过刊物，但大多没坚持多久就停了刊，只有写作一直坚持未辍。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故事被一层一层包裹着。从朋友的记述来看，他在香港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像他这样一个怀旧的人，到了异地肯定要经常回忆过去，而他的回忆指向的通常是旧上海的街道，那有着油画质感的昏黄的画面。

1950年无论如何是个有特殊意义的年头。许多作家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欢欣鼓舞，却又不能迅速调整心理以应对这种变化，因此难免手足无措，出现创作的断层，而徐訏由于身处香港，这一环境与他生活多年的上海相差不大，因此在创作上反而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高潮，长篇《江湖行》、《彼岸》、《时与光》及《鸟语》、《结局》等短篇集都是问世于那个时期。特别是构思三年、又经五年写作和修改问世的《江湖行》，堪称他移居香港后的巨构，一问世就被推崇为“睥睨文坛，是其野心之作”(司马长风语)。这些小说所写人物多是大陆流落到香港、在流放感和放逐意识中生活的移民。在无望中，他把神和上帝引入了他的文学场，试图通过对人生残缺的反省与自审，在宗教意义上提升人的灵魂。畅销小说作家徐訏以他浓烈的浪漫主义情绪和通俗化的小说形式，走着他现代主义小说通俗的路子。

这个自称“一向是大都市的人”、有着很深的城市背景的作家，居留香港后，文风渐变，都市主题渐趋悲凉，而乡村画面在他的小说里开始大量涌入。他写大都市的夜总会、舞场、灯红酒绿无法与穆时英比拟，但一待乡村片断进入，那文字就摇曳起来。都市神话的消退，这或许是因为香港给了他巨大的文化压力。论年龄，其时他刚四十出头，一个写出了《风萧萧》、《鬼恋》、《赌窟里的花魂》这些都市作品的作家，从今以后要任凭乡村回忆的暗潮泛起，他真的没有想到以后要靠回忆过活了。

这么说，内心深处他还是无法认同香港。“我本是自由的天，每天在翱翔，自从我飞进围我的围墙，我再无处徜徉”。他说。他还自称是一个“无根的过客”。居港三十年，他一直说上海话，偶尔也说慈溪土话。只是从不说鸟语。去吃饭的地方，也都是红星、红宝石、温莎这些前身在上海的餐厅，或者大会堂咖啡厅(它的俄国厨师据说是从上海车厘哥夫来的)。到大会堂看京戏，也都是上海来的一些业余演员的演出。小说中凡写到上海，也比四十年代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更多地牵涉到上海的地名:愚园路，霞飞路，虹桥路，贝当路，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国际饭店，仙宫舞厅、大光明电影院，外滩等等。可以想象这些过往了的地名激起了他多少亲切的回忆。据吴福辉先生统计，他到港后期创作的小说，所写上海故事15篇(部)，纯粹的香港故事却只有10篇(部)。这是一种怎样的上海情结呢?其间又包含着他多少的失落与心酸?就是那些香港故事，好像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故事发生场所，开场总是在路途中、码头上或是轮船上，故人相逢，坐说盛年，还委屈小说里的人物在灰朴朴的弄堂房子里栖身，稍不留意，这些故事说是发生在上海的里弄间也成的。

究其根本，他实在是不能轻松自如地做个“移民”，像那些早先到来的同行一般似乎一夜之间就捕捉到香港中产阶级的生活趣味。香港在上海之后辉煌了，可他看不到，他看到的满眼只是沪人在香港的沉沦。香港没有真正接纳他，他也没有认同香港。因为没有“学位”，大学教师的身份他花了整整十五年才得到。而他更想要的职业作家的地位，在香港更是无望(他十八集的全集，也是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可上海时期养成的文人中心观念在他心中是那么的强烈，香港式的为市场写作的“文艺工人”他不屑做，也做不来。月开支三千元以上的“上海生活标准”他又不想降低。他在香港是这样一种境况，也真是不尴不尬了。

于是他永久地留在乡村与都市、上海与香港的夹缝中了。乡村是美好的，却不无虚幻，都市冷酷、炫目，却又不得不去面对。所见、所闻、所历，加深了他的历史流离感，又成倍地放大了他的寂寞。小说《鸟叫》中，主人公从香港赴台，会见了大陆、美国来台和当年留台的朋友，发现谁都比他成功，惟独自己是个失败者，这不妨看作浸透了他身世之感的自传性作品。

如果时间会收缩，它会凝聚成一个点，一个地图上没有标志的小村，浙江宁波慈城东南一个叫竺杨的江南小村。在生命的晚境里，安慰他的是回忆中一年一度春天归来的燕子，它们寄居在他旧居“堂前的旧梁”。而那个他出生并度过人生初年的村子，也似乎真切了起来:“小城外有青山如画/青山前有水如镜/大路的右边是小亭/小亭边是木槐荫/木桥边是我垂钓的所在/槐荫上有我童年的脚印/桥下第三家是我的故居/破篱边青草丛中有古井/传说有大眼长发的少女/为一个牧童在这里殉情/最后就请站在那里远望/看马鞍山上是否有微云。”(《幻寄》)这一切物事，连同久别的亲人，已逝的爱，甚至失去的赠物，成了他的恋恋难舍之执，每一想起就“痛苦哀念”，情不能已。

他像一个游魂，徘徊在乡村与都市、香港与上海。他徘徊得太久了，到头来发现过去和现在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他说:

我是一个最热诚的人，也是一个最冷酷的人，我有时很兴奋，有时很消沉，我会在狂热中忘去自己，但也有最多的寂寞袭我心头。我爱生活，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残缺的生命;我还爱梦想，在空幻的梦想中，我填补我生命的残缺。在这两种激撞之时，我会感到空虚。

4. 满抽屉的寂寞

惯写才子文章的香港作家董桥回忆六十年代末第一次见徐訏，“穿一件黑衬衫，打一条白领带，整齐、考究极了”，竟让他无端地想起毛姆和毛姆的小说。但老先生明白告诉他，“毛姆的东西我看得不多!”

据友人回忆，徐訏为人谦和、温雅，不喜张扬，更不狷狂、放诞。常常是静静听别人讲话，说话时也是不疾不徐，语气平和。在后辈如董桥这代人的眼里，徐訏成了一个“旧”派人物，可是又“旧得很有趣”。董桥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把徐訏比作一个填满了旧钢笔、旧信件、旧钱包、旧护照、旧打火机、旧照片的抽屉。从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淌出了徐訏那一代去国者的文化乡愁:不太给人写信，有事宁愿写信，长信短信都写得很清雅;喜欢用闲章，信纸盖一枚“三不足斋”的红印。写字对钢笔头尤其挑剔;喜欢为自己的书设计封面;用亲笔抄写制版的“画眉篇”衬底。忆人念事的怀旧文章也愈发清淡到了家。很private。“喜欢打开窗子让街上的寂寞飘进自己的房间里来”。——这么旧的心情!因此董桥说他，徐先生的寂寞是他给他的人生刻意安排的一个情节，一个布局，结果弄假成真，就像他的小说。

他讲述着故事，而故事也改造着他，让他愈发的寂寞，也许还不无苍凉和苦涩，但一到了笔下，大抵还是含蓄、沉郁的，更近“温柔敦厚”之旨。于是他的小说，激越时不像无名氏那样奔放无忌，凝炼处又不似张爱玲那般幽邃繁丽，他自有一份幽默，却更不似钱钟书那样机智、犀利。他的小说还是有着自己的美学范式。

他在徘徊中追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曾迷失般地追问:“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把这个问题同一位神父讨论，不知是否得出了什么结论。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在去世前一星期，他皈依了天主教，在医院教堂受了洗。这见出了他灵魂的矛盾。他一直是个无神论者，相信自己有着“天赋的爱”，他期望自己用这爱，通过艺术和哲学来救赎。但最终的皈依宣示了他的救赎无门。他是没有出路了，才想着抓住宗教来求得生命的得救。他真的得救了吗?如他生前所说，在一个“旧的没有去净，新的已经涌来”的时代，他只能在“生活上成为流浪汉，思想上变成无依者”。说来真是满纸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