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中国士人

天水明夷 发表于 2009-12-28 22:58:00

 

聂作平

  背负难以跨越的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面对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古老中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这种负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将是一个内省的、封闭的国度。在这片辽阔的、足以自给自足的土地上,作为一个帝国,古老中国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如果说秦汉时期是这个帝国英姿勃发,充满幻想和激情的少年时代的话,那么十多个世纪之后的明清时期,则无疑是这个帝国的垂垂暮年。与富于激情和幻想的少年时代那种积极开拓――虽然这种开拓因为技术层面的原因,只能停止于大漠朔风的西域――相比,暮年时期的中国则表现为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闭关锁国。

  如果世界上没有欧美国家,如果欧美国家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如果这一系列引导人类走向近、现代化的变革统统都不存在,那么,作为一个垂暮的老大帝国,同时也作为一种过于陈熟的文明的载体,大清帝国依然会在虚拟的盛世中,延续自给自足的天朝大国的迷梦。然而,不幸的是,随着上述发生在欧美国家的变革的完成,地球必将被浓缩为一个村庄,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早晚要提上日程。这样,东西方的遭遇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于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就学习过的历史事件爆发了:鸦片战争叩开了大清帝国紧闭的大门。洋人来了,他们不仅带来了坚船利炮,也带来了上帝的福音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闻所未闻的价值观。于是,就像李鸿章惊呼过的那样,晚清所发生的,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面对这种变局,如果说草根阶层的民众感觉到的也许只是洋人一日千里的汽船,满街遍布的鸦片馆,以及不时点缀在拖着长辫子的大清顺民中,显得异常刺眼的高鼻深目的洋人――或者用大清国对他们的充满轻蔑的称呼,应该叫作夷人――的话,那么,对因为拥有知识,拥有思考的能力,从而也就比普通民众对时局更加敏感的中国士人而言,他们洞察到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远非如此简单。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痛苦的变局。置身于这种大变局之下,所有的中国士人几乎都以难脱宿命般的结局:赵柏田在他的《帝国的迷津》里,考察了这场大变局之下的一群中国人,虽然其中也有海盗,商人和底层民众,但他最主要的考察对象,却是中国士人。这些中国士人包括:林则徐,王韬,李慈铭,容闳,杨度,严复,张寿镛,吴经熊。这些中国士人身份各异,有的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如林则徐;有的是久居官场,深受中国传统浸淫的官员加学者,如李慈铭;有的则只不过是一个因为通晓西文而为洋人打工的下级知识分子,如王韬;但是,一个宿命般的结果就是,尽管今天,在我们眼里,他们有的是民族英雄,有的是率先把西方文化传播到古老帝国的先行者,但在当时而言,民族英雄也好,文化先锋也罢,他们统统都没有逃脱被排挤、受冷遇乃于被诬为汉奸的报应。

  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利用历史的边角废料写出的书,为一个个历史人物重建了鲜明的形象。在我看来,这些边角废料之下彰显的人性,其实才更加深刻,更加抵近真实的历史本身。当翻译家王韬一边非常虔诚地接受西方文化――包括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一边却一手刚放下正在翻译的《圣经》,立即跑到风月场中寻花问柳时,前者使他的形象接近于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严谨的学人,而后者则又不折不扣是传统中国文人的浪行。这种矛盾之处,与其说王韬人品有亏,不如说在那场变局之下,人性就是以这种近乎扭曲的方式得以展现。以林则徐为例,这个曾经以虎门销烟而把民众意气引向高潮的高级官员,却不能不成为道光皇帝战和不定的替罪羊,当他晚年回到老家福州时,这座城市业已成为《南京条约》中指定的通商口岸。他没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洋人与洋货进入中国,却可以因两名英国人在福州租房居住而恼羞成怒,进而把巡抚徐继畲当作假想敌来攻击。再如以翻译《天演论》著名的严复,他曾留学英国,他的眼界,远比他的前辈林则徐更为宽广,但终其一生,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他本人最大的心病竟然是没能通过科举考试进而学而优则仕,走这条当时士人认为是正途的道路。当他以著作等身、学贯中西的大师身分去忍气吞声地参加四场科考,竟然四场落第时,严复的悲剧就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也是这个老大帝国全体民众的耻辱。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处于局中之人,又有谁能独具慧眼,看到我们今天因为隔了遥远的时日,才能洞若观火地看到的这一切呢?虽然李鸿章判断出他和他的时代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下,但身处这个变局下的人,尤其是铁肩担道义的士人,应当如何应对这场变局,李鸿章也没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而今天我们对这场一百多年前的大变局的考察,梳理和审视,其实都不无鲜活的现实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同样处于另一场大变局之下。

  赵柏田在本书序中不无沉痛地写道:“在这样一个过量消费的时代,诲人不倦的伪启蒙读物和捧哏逗乐的娱乐风稳稳当当地占据着市场排行榜的前位,而为了让历史学更富有人性,试图擦亮历史之镜的著述反倒更有可能湮灭无闻”――我可以负责地说,《帝国的迷津》就是一本试图擦亮历史之镜的著述。在赵柏田所擦亮的历史之镜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用生动细致的文笔还原的一个多世纪前中国士人的命运与选择,甚至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现在和将来。

  (《帝国的迷津》 赵柏田 著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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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士人由传统中国的衰世走向中西文明冲突的变局,他们身在二十四史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和发源于欧美的世界历史过程之间,将会有着怎样的反应与回答?杨国强此前另有一部研究晚清士人心路的《在义理与士功之间》,两相比较,本书更为深刻,也更为丰富。杨国强认为,晚清士人与世界之间有一种脱节:“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民生与富强的脱节,以及士人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脱节,意识形态、政治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脱节,沿海社会与内地社会的脱节”,而这些脱节,杨国强认为,它“深刻地说明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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