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吸入了他们的尘埃”

天水明夷 发表于 2010-1-15 10:53:00

自序:“我吸入了他们的尘埃”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家族与一群人的故事。这个显赫的家族即执掌明朝江山近三百年的朱氏皇族,这一群人,是堪称那个时代精英的士大夫和文官集团。整整一年与笔下人物为伴,我时常想起的是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一句话:“我吸入了他们的尘埃”。

  历史如同生活本身,一个个转瞬即逝的景象,在无穷无尽的运动中编织出无数个悲欣交集的场面。然而在它纷繁的外表下,却有着恒定的结构,制度结构即其一。朱元璋之所以在十四世纪中叶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文官制度,是因为他亟需儒家知识分子来使政权合法化,而后者也需要国家来保障他们的利益。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共同作用,使得明朝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这个权力结构中,皇帝把自己放在了至高无上的拱顶石的位置,庞大的文官集团与皇帝的合作与角力则维系着这个结构长达近三百年(准确地说是1368-1644年的277年)。

  从较长时段着眼考量人物,决定命运的不是性格,而是制度。制度决定生死。正是制度的不断调整导致的权力结构的嬗变,决定了文人/官员们的荣辱、浮沉与生死。随着本书故事的展开读者会看到,胡惟庸、李善长、张璁、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荣衰浮沉,无不一一印证了这一点。及至崇祯朝十余年间,走马灯般换了数十名内阁首辅,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越来越加重的猜疑和不信任,宣告了文官制度在十七世纪中叶的突然休克,实是内外交困之下,这一制度结构先天的缺陷引发的党争和内外廷之争,使得明朝政治在后期走向了衰退,直至崩盘。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本身已寿终正寝。近三百年的鲜血浇灌,它已获得了灵性和生命。在1644年前后,它只是亟需从一具腐朽的躯体移入另一具充满生机的躯体,并从中汲取继续生长的养分。事实上,当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入主中原,新政权的权力架构沿袭的还是明朝的文官制度。

  具体到制度史下的生命个体,在明朝身为文人或许是不幸的。国家需要他们的合作,却又并不信任他们,还时常羞辱他们。当他们抢着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抢着往权力中心挤时,一条看似风光无限的荆棘路也就铺在了脚下,更何况官场叵测,居大不易。身处皇权与文官集团角力场漩涡的文官们,往往如同无根的转蓬,在时代的罡风中找不到方向。世界的黑暗无边无际,最出色的思想也只能如黄宗羲所说“明夷待访”。

  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把帝制中国晚期的知识分子划分为五种类型:政治家与决策者,实际改革者与行政官僚,道德理想主义者,玩赏家,隐士。前两种类型是获得有效权力的政府官员,这些人精通政务,往往自诩能洞烛机先,挽救衰亡。与之相呼应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道德理想主义者,习惯于在道德上对时政提出批评,并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而玩赏家和隐士则无视于名位,他们致力于一种唯美生活方式的营建,崇尚形而上的恬淡思想。在这个知识分子谱系中,魏斐德认为尚缺两种类型,即技术官僚和完全超越传统礼教并对之构成极大破坏的“先知”型的知识分子。在将近三百年的明朝历史梳理中,“先知”型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可能也就十五世纪的王阳明和十六世纪的李贽两人。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前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即政治家和行政官僚。在本书后半部分,随着万历朝党争初起,尤其是东林党人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道德精英们的声音越来越宏大,他们和前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道,在不同的方向上维系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并成为时代的主流。演绎——准确地说是重述——他们在这个权力结构中的种种情状,是本书所取的叙事策略。至于那个时代致力于营建私人空间的公安三袁、汤显祖、董其昌、李日华、屠隆、张岱、李渔及鼎革后隐居不出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人,则是笔者计划中的“明代文人中的隐逸一派”所涉的范围了。

  当我出入于记载这三百年间人物和事件的官方史籍和其他“社会传记”(这个概念来自历史学家尼尔森,指墓志铭、神道碑文、祭文等其他私人性的传记文字)时,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今天的历史写作者面对的过去之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细心验证过并拂去尘埃的、重构的现实。但这并不妨碍我形成对明朝的一个总的轮廓图。诚然人人心中有个明朝,我要做的就是让这个轮廓图尽可能接近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明朝。这样的工作有时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回忆的艺术,我要时时警醒的是,不要让自己消失在历史的虚无迷惘之乡,而是要在这样的写作中为人性争得一席之地。

  传统历史著述之贫乏,正在于只见事件不见人物,只呈现事实的一角无力抵达人性。是以,在这部一个家族与一群人的故事中,我希望对传统史家叙事、考辨、评史融为一体的方法稍有承袭,在专家史学与草根史学之外另辟一条林中小路,有专家史学之识见,而无其艰深,有草根史学之好读,又无其无厘头式的油滑,无一字无来历,纯以叙事为指归。以此来体察历史深处的生命情意,或许离我期许中的“人文史学”更近了一步:给那些已经消失的、在史书中留下蛛丝马迹的人群赋予生命,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意义,让他们重生今世。

  “安抚历代亡灵,让羊皮纸上的墨水说话”——这是米什莱自任的历史学家的使命,也是今天历史写作者的梦想。

 200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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