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年关将近，远游在外的人们纷纷忙着回家过年，母亲却将家里仅有的半箩谷子卖了，肩背铺盖，手捏一张写有远方地址的信封，宛若一只逆风飞行的鸟，出门寻找在外面做手艺的父亲。
　　母亲的第一站是安庆。大学毕业分在安庆工作的二舅以及随二舅生活的外公见着母亲，都不由大吃一惊。母亲在姊妹中排行老二，小名二妹。二妹出嫁后，二舅随着自己的孩子称她为二姑，外公跟着二舅也称她为二姑。外公说：“二姑呵，人家过年欢欢喜喜忙着往家赶，你过年怎么独自一个人往外飞呢？”外公和二舅劝母亲就留在安庆过年，但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二舅老婆孩子一大窝，自身的生活已难维持，还有一个外公在旁边讨日月，现在凭空再加上一个人，即便别人不说，自己也有碍手碍脚之嫌。母亲让自己镇静了，硬硬劲坚持着说走。二舅说，二姑，你走我不反对，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这里，你认得出这三个字么？母亲摇摇头。二舅说，二姑，你这信封上写的是什么地址，你知道么？母亲又摇摇头。二舅说你扁担大的字认不得一个，还怎么一个人出门呢。
　　看到母亲去意已定，二舅唯有默默垂泪。
　　吃过晚饭，外公带着母亲去看长江，江面上正好有一只大轮黄牛一般哇哇叫着爬过来。外公说：“二姑，你明天要是真走，就坐那条船走。”母亲说，当时她的胸口就给牛蹄子踹着了似地弹跳着痛起来。
　　外公自小在安庆、蚌埠、芜湖、徽州一带给人推土车、拉黄包车，比较有见识，在这离别前夜，他一遍一遍嘱咐着即将出远门的女儿。
　　外公说，二姑呵，不管在车上，在船上，人走东西也走，身上的行李一刻也不能放手啊。
　　外公说，二姑呵，下了船，下了车，莫急着乱跑，跑了你就回不到原来的地方了。到一个地方，先不先就找好一辆黄包车，你不知道的地方拉车的会知道。
　　外公说，二姑呵，我老了，不能送你了，你真的只能一个人去了。
　　二舅娘连夜炒好了荞麦，磨成粉，用红糖拌了，黑糊糊半米袋递在母亲手上，让母亲路上吃。母亲上船后，地过道里随便找个地方打开铺盖，蒙头就睡，别人洗脸啊，吃饭啊，说啊笑啊，热热闹闹，唯独她一个人躺着，几天几夜纹丝不动，就如死去一般。其实多半时候母亲并未睡着，只闭着眼睛感受身下的铁甲板打摆子那般微微颤动，感受纷纷乱乱的腿和脚在自己的脑顶绕来绕去。有的脚跟眼看就要踩下来了，忽然吓了一跳。于是有好心的人过来将母亲的被头揭开，摸摸母亲的额角：“你这位同志怎么整天整夜不见吃不见喝，是不是病得厉害？”母亲双眼紧闭，面色苍白，使劲摇了摇头。
　　二舅娘炒的那袋荞麦粉母亲动也没动，全送给同船工的一对父女俩吃了。这对父女是上海人，家里孩子多，日子过不下去，此次专程到武汉，将女儿送给亲戚家抚养。船走了几天，他们也就饿了几天，饿得小姑娘的脖子就如一根老牛筋，一拨晃个不停。母亲说，当她打开炒粉袋，小姑娘的脖子仿佛猛吹进一口气，鼓胀了，硬挺了，飞快伸过手抓起一把粉往嘴里就填。慌急中那粉没进食管，倒吸入气管去，结果啪地一下喷出来，炸得满脸满手都是。母亲说，当那男人也颤颤抖抖将炒粉捧到嘴边时，男人的眼泪流出了。
　　在母亲给我们的讲述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地方是株州。母亲在武汉上车时，一张车票买下，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她吓住了。她不知道什么地方弄错了，或者售票员多收了她的钱。她就这么迷迷糊糊随人流挤上火车，于是到了株州。在株州火车站，母亲让人赶了下来，赶的人说这车不到醴陵，到醴陵的快下去签票，然后转车。
　　母亲弄不懂转车和签票是什么意思，她想签票就是买票，就是花钱。可是她早已没有了钱。太阳渐渐西沉，站台上空无一人，刚刚置身的那列火车也早已不见踪影，去路归路都已断绝。母亲又急又累，又受吓，怀抱被盖坐到地面大哭声起来。有一位扫地的妇女见母亲哭得奇异，拖着扫把过来，问母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家在哪里，为什么这般的哭声。母亲边哭边说，却是满口土话，那人只管摇头，一句也听不懂。那人问，你身上可有什么证明么？母亲摸出信纸让她看。那人说：“这位同志，你还是及早回头吧，到醴陵，醴陵远着哩。”母亲说，回去她身上没钱。这回那位妇女听懂了，一口气叹下多深：“往前走你不是更没钱么？唉，这么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对这位扫地妇女的话，我一直难以理解。株州到醴陵其实并没有多远，这点常识作为当地人不可能不知道，知道了为什么又要那么说呢。听了她的话，母亲吓上又吓，当然哭得更伤心了。没想这回还真哭出了结果，母亲在这里意外遇到了安徽老乡，两位专门在外“帮人”的中年妇女。“帮人”是安徽土话，或者说是安徽佣帮的行话，意思是给人当佣人，做保姆。两位同乡提着大包小包，特别是那手工做成的布鞋，十双十几双扎成一球，然后一球一球披挂得前胸后背都是，粗粗一看，母亲把她们当成卖鞋的了。
　　两位老乡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竟然从哭声里听出母亲的口音，并很快猜出了母亲的遭遇。老乡问：“刚下火车的，是不是？”母亲眼睛迷糊着，点了点头。老乡问：“第一次出远门，是不是？”母亲又点了点头。老乡问：“不认识字，把自己跑丢了，是不是？”几句是不是问过，母亲哭也不哭了，睁大双眼吃惊着看她们。她们看了母亲的看，不由相对着哈哈大笑起来。问完，笑完，老乡让母亲把车票和信封拿出给她们看，一看之下两人又一次相对着哈哈大笑了。两个老乡对母亲招招手：“跟我们来。”径自带了母亲穿过候车室，走近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窗口，一句话不说，把车票递进去。窗里的人接过，拿了笔随手划过几下，然后原封不动递出。
　　“明天早上八点上车到醴陵。”
　　母亲说，这回她清清楚楚听到窗里的人说的一句话，她身内那颗心咯噔一下，落到原位了。原来签票就这么回事。原来签票不用花钱的。
　　这天晚上两位老乡带着母亲，母亲背着被盖，在株州城内穿街走巷，寻找住处。两位老乡原本劝母亲照她们的样，把被盖寄存了。母亲记住外公的话，说不。老乡问为什么不，母亲说就是不。两位老乡明白了什么，又一次哈哈大笑了。三人终于来到一户人家，屋内没人，或者说内室有人睡熟了。两位老乡利利索索从什么地方找来几块门板，两床棉被，就在堂前搭铺呼呼大睡起来。母亲却半点睡意也找不出，耳边满是打摆子似的微微抖颤和黄牛般的哇哇大叫。半夜时分，外面的大门又开了，房子的主人，两位穿着长大衣，方面大耳大身材的男人下班回来。母亲忙闭上眼睛，也装出睡熟的样子。两位男人看到堂前的大铺，略一愣怔，然后脱下身上的大衣轻轻盖到她们身上，然后各自回房休息。
　　母亲一夜未曾合眼，反反复复念叨着一个名字：醴陵。其实就在这天晚上，当两位安徽老乡对着母亲哈哈大笑时，几百里外，那被母亲反复念叨着的醴陵城内，父亲和他那一群弹棉絮的徒弟们也在哈哈大笑了。因为这时他们接到了一封信，信是母亲从安庆动身时，二舅寄给父亲的。信中说，母亲近日即可到达醴陵。父亲他们都难以置信。父亲的一位徒弟说：“二姐夫，二姐姐要是一个人能找到这里，我就给你倒一辈子尿壶！”
　　这位徒弟的尿壶固然没倒，但母亲毕竟找到了醴陵，找到父亲他们了。